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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白马、探冰川、做真人的大先生 怀念我的老师李吉均院士


时间:2021-08-3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作者: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据作者介绍,这篇论文的初稿是由王光鹏和刘晓倩口述的。)

一生中遇到一个好老师是非常幸运的。遇见李吉均老师是我的幸运。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坚定地走上了科研创新、求真务实的道路。

学者传记

李吉均1933年10月9日出生于四川彭州,2020年7月21日去世。地貌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和冰川学家。1952年考入四川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后,他到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地貌学和第四纪。1956年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兰州大学地理系读研究生。1958年,他研究生毕业后继续当老师。1979年恢复职称评审时,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兰州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我一生都喜欢阅读

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兰州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读大二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李老师。当时的、牟、张等先生都是学界泰斗,是我们喜欢地貌的第四纪学生心中的偶像。出于对李先生和他的冰川研究的好奇,我和李幼琴在宿舍准备了几个关于冰川的问题,敲开了李先生家的门。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李先生,但我记不清具体问了什么问题。只记得李老师桌子上的书有半个人高,让我对学者的工作和生活有了直观的印象。

1987年,兰州大学地理系招收了第一批自然地理专业的博士生。我有幸与康一起成为地理系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李老师指导下的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直到深入李先生的业余时间,我才知道他没有多少爱好。他一生热爱阅读,涉猎广泛。即使到了晚年,十几年来,在他手术不便的时候,甚至在他去世之前,李先生的桌子两端都堆满了书,他还在看书,翻资料。李先生聪明,记忆力好,知识面广。他的讲座和学术报告简单,语言幽默。学生们把听他的报告视为一种乐趣。我想这多半是因为他从不停止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对于有价值的书,他会多看几遍,甚至看图获取知识。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界伟人的认知: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不相信他们天生比我聪明,但我相信经过后天不懈的努力,我可以成为一个“大君子”。

说实话,做一个真实的人

1986年暑假,我决定第二年和李先生一起攻读博士学位,他带着我们七八个学生去里加山野外探险。达力嘎山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乡与青海省循化县黄河流域之间的一座高山。我们从北坡爬到海拔4000米的夷平面,考察第四纪古冰川。那一次,李老师骑的是一匹白马,朱俊杰老师骑的是一匹杂色马。这一幕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考察期间,天气非常炎热,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山上流下来,在平缓的地方形成了几个水坑。李先生建议大家在河里享受自然浴。之后第一个脱了衣服跳进了小溪,一下子解除了我们学生的束缚,大家都自然洗澡了。

在为期两周的野外工作中,李先生教我们搭建帐篷,绘制地质图。当画一幅画时,一个区域会印在脑海中。李先生一边骑马一边告诉我们

读博士期间,甚至下班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李先生家吃饭。看文件或者写文章的时候,遇到不懂的问题,会去李先生家讨论。不知不觉,他会把我留在家里吃,边吃边继续讨论。现在,我不记得具体讨论了什么。我只记得李老师妈妈做的川菜很好吃,大部分珍妮朱俊杰教授都会去学校食堂再买一份肉菜。

从和李先生一起攻读博士学位到留在兰州大学,我深深体会到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坦率和诚实的人。他奉行“做一个真正的人”的理念。他喜欢生气,总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李老师通常叫我“陈骁”。当他直呼我的名字时,大多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严重的时候,他会当面批评我。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系里的老师讲过。正是因为我敢说真话,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生被送到甘肃一个荒无人烟的深谷里的五七干校,吃了不少苦头。李老师为人和为学的行为对他学校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我知道说真话有时会伤人,但我的性格却无形中受到了他的影响。跟了他很久的同学,大多也是胆大开朗。

1981年,当李吉均访问青藏高原时,他翻阅了地形图。

80岁时,他仍在野外

李老师注重实地考察和第一手科研资料。1958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石亚峰组织的祁连山冰雪利用考察,开始了冰川研究生涯。骑着白马探索中国西部的所有冰川,是李先生当时的志向。

1973年起,李先生参加“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担任冰川组组长。他首先考察了横断山的海螺沟冰川和藏东南察隅的阿扎冰川,然后考察了羊卓雍湖地区的冰川。当我还是博士生的时候,李

老师讲课时经常提到这些冰川和区域的名字。李老师对东起雀儿山西到阿里与西昆仑山、南起喜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山地冰川,进行了艰辛的长途考察,取得了异常丰富的区域性资料,主要成果体现在他主编的《西藏冰川》和《横断山冰川》两部专著中。后来,李老师与施雅风先生、崔之久老师等又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和环境开展研究讨论,李老师凭借广博的地貌第四纪知识和对我国现代冰川与冰碛物沉积研究的深厚基础,合理解释了庐山地貌演化和相关沉积。他是中国东部山地第四纪冰川问题和环境研究的主力,是无冰川作用学派的干将,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李老师长期在青藏高原这一“地球第三极”考察研究,他的学生秦大河横穿南极考察,秦大河的学生效存德又到北极考察研究,“师徒三代勇闯三极”成为学界佳话。

  李老师一辈子努力工作。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以积极的心态看待社会,看待整个世界的发展。李老师以亲身经历告诉学生,只要想干,积极去干,坚持去干,就能取得成功,他把这种一生奋斗的精神传给了学生们。这也是李老师对我最直接的影响。

  开展野外工作是地理学工作者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的最好方法。晚年时,因手术失败,身体有了残疾,行动不方便,但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坚持出野外,80岁高龄后,仍多年坚持对甘肃陇西盆地新生代沉积和地貌演化开展考察。2013年,我与李老师一起到陇西盆地开展了几天野外工作。他随身带个坐凳,常坐在凳子上指导青年老师和研究生。他晚年无法用右手写字,就练习用左手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毛笔字,我让人把这幅字挂在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一楼墙上,激励大家努力多读书,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

李吉均晚年因右手行动不便,练习用左手书写此联。

  “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李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思维活跃、知识面广阔。他鼓励学生拼搏创新,在宏观审慎框架下探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李老师带出来的学生都积极向上,多有成就贡献。

  我还记得,博士入学考试的专业课试卷是李老师手写的,一共四道题,前三道题我都顺利作答,但被最后一道大题难住了。这是一条教科书中从未见过的曲线,当时我也搞不清楚它是股票曲线、气候曲线还是别的什么曲线,只能天马行空地做了几种猜测和假设。考试结束,我特意找李老师请教,才知道这条曲线是《自然》杂志发表的南极东方站冰芯同位素曲线,当时李老师考虑用它与兰州的黄土研究记录做对比。听了我的答案,李老师对我说:“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作为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学生,我如愿以偿跟随李老师攻读学位,进入李老师的科研团队。原本,李老师招收我,是希望我做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并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合适机会再开展青藏高原的古冰川研究。当时,中国黄土沉积及其记录的冰期—间冰期旋回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热点,解决了深海记录缺少陆地记录支持和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变化的驱动机制问题。兰州是世界上黄土沉积最厚的地区,典型风成黄土有320多米厚,里面古土壤分化更多,再加上水成黄土,一些地方的黄土沉积厚度超过400米,而黄河河流阶地上特殊的高分辨率黄土沉积和古土壤发育更具有特色,这引发了我对黄土记录研究的兴趣,李老师鼓励我尝试开展以兰州为主的黄土记录研究。这期间,李老师安排三个实验室技术人员曹继秀、张玉田、徐齐治老师帮助我。大家骑着自行车,背着干粮和水到兰州九州台采样,一干就是一天。此后,我还系统开展了兰州河谷从一级阶地到最高的九州台阶地砾石层上的黄土地层、年龄和黄土—古土壤序列研究,后扩展至循环盆地、西宁盆地。我的博士论文也专门对冰期、冰川作用期进行讨论,还依据达里加山第四纪冰川作用,开展了冰期旋回与黄土记录的对比研究。我的认识是,好老师是有前瞻性的,总是能够给学生指明研究方向,而且鼓励他们积极去干。

  李吉均1959年手绘的冰川地貌素描。

  改革开放后,李老师1978年就与施雅风先生、谢自楚研究员等到英、法、瑞士等发达国家访问。1980年,兰州大学主办了高校第四纪冰川沉积和地貌培训班,他邀请英国专家来讲课,多数第二代从事冰川和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专家如秦大河院士、姚檀栋院士、周尚哲教授等均是培训班出来的学员。

  李老师也鼓励我积极主动与外国专家讨论兰州九州台黄土年代问题。1988年,李老师安排我在国际兰州黄土研讨会上作报告,与英国学者争论兰州黄土的形成年龄问题。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工作更扎实,兰州黄土是近160万年以来才形成的,不同河流阶地上的黄土发育年龄不同,这也间接解决了河流阶地的发育年龄问题。1989年,在李老师的安排下,我到杭州参加了国际南极学术研讨会,代表李老师在会议上做了题为“15万年以来甘肃临夏北塬黄土记录与南极东方站气候变化的对比”的学术报告。在上世纪80年代,老师资助学生参加两次国际会议是非常难得的。

  知识可能有保质期,科学精神永不过时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时代,老师传授给学生们的知识可能会有“保质期”,李老师也在一年前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学术著作、治学理念、教育思想和科学精神永远留给了学生们。

  我读博士期间,李老师专门带着冰碛石给我讲授了冰川擦痕,并引申至冰川沉积和地貌。尽管我的博士论文和后续的研究没有涉及第四纪古冰川研究,但李老师鼓励学生读书探索,不必受书本知识的局限。那时,李老师鼓励我将今论古,因为只有理解现代过程才能更好理解过去发生的变化。他也鼓励我从气候变化角度理解古冰川变化,还专门请原中科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专家给我讲授青藏高原气象学、青藏高原降水变化机制和大尺度大气环流过程等,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的科研生涯,也让我对气候变化保持浓厚兴趣,更是我后来开展全新世古气候和环境变化研究,也始终将古气候变化与现代气候变化机制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1990年,李吉均(前排中)与博士生在四川甘孜雀儿山考察。后排左一为陈发虎,左二为潘保田(现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左三为张叶春(现为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研究员)。

  李老师出野外时,常常海阔天空地畅谈人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风趣幽默地谈论历史典故和历史时期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让我对人地关系、文明演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等始终保持兴趣,研究方向也从博士论文就开展的黄土记录与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变化,以及毕业后开展的以湖泊记录为主的全新世西风和季风变化,拓展到当前聚焦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环境考古和文明演化研究,深化史前人类探索、适应和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

  李老师要求学生脚踏实地、勇于探索,鼓励学生协力攻关、永攀高峰,这种做法正是青藏科学精神的体现。李老师指导的研究生,尽管毕业后从事的研究方向各有差异,但普遍大有作为。在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秦大河、姚檀栋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本人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创造了“一门四院士”的学界佳话,李老师还有一些学生在学界的成绩也非常突出。

  学术界有一个现象: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集中产生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有可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中出现。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团队的创新文化。常听李老师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幸事也”,李老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建立的求真务实、积极向上和勇于创新的文化,持续激励学生们有所作为、奋发向上。

  李老师一生积极奋斗,奉行读书、做事都要求真的理念,作为学生,我受益至今。永远怀念李老师!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3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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