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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


时间:2021-08-3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红山文化——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考古中国)

  核心阅读

红山文化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艺术成就显著。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后者则是社会繁荣和先人智慧的重要标志

辽西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文明进程的重要地区。辽西的考古工作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之一。

考古学家梁思永是第一个在辽西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1930年,他主持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后,转入赤峰、林西进行考古调查。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根据梁思永的建议,考古学家尹达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名称。因此,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1981年,以孙寿道、郭大顺为代表的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对牛河梁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五葬一坛”诞生,玉雕龙、斜口圆柱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世界。牛河梁遗址十六处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是因为牛河梁遗址的突破性发现,考古学家苏提出了发掘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任务,使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已经有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古,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基本确立,依次为小河溪文化、兴隆洼文化、府河文化、招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3300年以后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表现出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能够调动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来完成一些大型重要建筑的建造。

红山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是当时人口快速增长的标志,聚落的分类和超大规模中心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印证。以20世纪80年代敖汉旗文物普查数据为例,全旗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器石器时代遗址606处,其中纯红山文化遗址477处,约占遗址总数的78%。从场地规模来看,小场地只有4000-5000平方米,大场地可达2-3平方公里。相比较而言,小河溪文化没有发现大型聚落,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大型中心聚落不到10万平方米,与红山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牛河梁遗址分布面积50平方公里,规划统一,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它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最大的中央墓葬和祭祀场所。有中心墓、次中心墓、边缘墓,建立了分级制度。玉成为最重要的陪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阶层、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记。制陶业高度发达,除了日用陶,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属祭祀用陶。

从石墩和祭坛的形状来看,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有着相同的发展关系,但从祭祀场所的数量、规模、布局和位置来看,红山文化晚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社会变迁的有力证据。

红山文化后期,社会分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牛河梁遗址16号遗址4号墓是红山文化中物种最高的石棺墓

红山文化中后期,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采集经济仍十分发达。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小河溪文化、兴隆洼文化、府河文化、赵堡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在房屋和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兽骨和鱼骨是当时从事渔猎活动的人们的实证。兴隆洼遗址一号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作物的遗存,鉴定出小米和黍两个品种,证明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8000年前我国北方开始形成旱作农业体系,为红山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根据古环境资料,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结束了约6000年前的干冷期,气候变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一支从事建筑、制陶、玉雕、泥塑等行业的专业人才队伍。大型建筑群的规划设计突出了建筑技术的发展。牛河梁遗址规模宏伟,祭坛、庙宇、墓葬布局有序,是红山文化晚期建筑业最高成就的体现。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艺术成就显著。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社会繁荣和先人智慧的重要标志。考古学家石丰认为,牛河梁二遗址三环石坛的外刻度直径是内刻度直径的两倍,也就是说外刻度周长是内刻度周长的两倍,这表明冬至周日太阳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该是夏至的两倍,与《周髀》中的描述相当吻合。天文学知识的积累对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红山社会意义深远。天文学研究成果揭示了该遗址的多重功能

了新视点。

  红山文化遗存对人物、动物的刻画多采用写实手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草帽山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目嵌玉片陶塑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五官端正,神态逼真。猪首龙、龟、鱼、鸟、鸮等动物造型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类,对动物体态的准确把握和精练雕琢尽显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水准。

  作为主要艺术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发展成熟。彩陶纹样全部为抽象的几何形图案,既有单一母题纹样,也有复合纹样,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广泛应用。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红山文化陶器群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彩陶与压印之字纹陶共存,彻底改变了本地区延续已久的压印压划纹饰夹砂陶所占的一统局面。

  博采众长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和考古报告的出版,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敖汉兴隆洼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上机房营子遗址、朝阳小东山遗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时期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的认识。魏家窝铺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红山文化居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已清理出103座红山文化中期及偏早阶段的房址,聚落布局得以揭示。敖汉草帽山和凌源田家沟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和祭坛,出土神态各异的石雕人像和成组玉器,为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和埋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辽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玉器等遗物,为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是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的纽带,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是红山文化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以“坛庙冢、玉龙凤”为特点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文化成果,使距今53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成为研究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

  (作者 刘国祥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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