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生活/文艺
 

三星堆“一醒惊天下” 从考古发现“重返”古蜀现场


时间:2021-09-1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从考古发现“重返”古蜀现场

当年三星堆遗址之所以“惊世骇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文物奇特的造型和“神秘的色彩”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这给了公众很大的好奇和想象空间。然而,对于考古专家来说,他们关心的只是持续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并努力保持接近最有可能的历史真相。

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继根在担任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期间,主持发掘了著名的环北商城(商代中期的都城),对商代文物和历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古蜀文明深受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商代。

结合自己对商文化的了解,通过仔细观察三星堆祭祀坑内文物的种类和形制,唐继根认为,这些神秘坑所传达的信息确实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有关,并在出土文物中明确区分了殉葬者、祭祀受害者、相关祭祀器皿和祭祀方式。

在他最近发表于《美成在久》的文章《“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中,唐继根把他的“解密”过程放在了一起。以下为唐继根授权成都商报-红星发表的文章节选。(K1表示1号坑,以此类推,正文中确实如此。同时,《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也首次公开。

编辑评论/说明

在甲骨文记载中,3000年前商代人的祭祀活动是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个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括四个部分:祭祀对象、祭祀对象、祭祀器皿和祭祀方法。

1986年发掘的K1、K2和这次发掘的K3到K8是否包括以上四个部分?以K2为例,从受害者、祭祀受害者、祭祀器皿、祭祀方法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些陪葬坑中的器物及相关现象。为了表达方便,物体的名称直接用来代表受害者和崇拜者。

受祭者、祭祀者、祭器与祭法

大面具代表受祭者

三兴坑内常见的出土器物有瓦形面具、立像、半身像、跪像、人首鸟像、片形面具、青铜雕像、青铜拱门、青铜件、青铜树、玉件、玉凿、象牙、海贝、虎牙等。这些人工制品被故意做成不同的形状。如果都和祭祀有关,不同形状的器物要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会不会有受害者的形象?

如果从物体的特征来观察,最有可能代表受害者的物体应该是瓦片状的面具。瓦形面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纵向瓦形面具(发掘报告中称为“兽形面具”,本文称为“纵向面具”,下同),另一种是鼓眼瓦形面具(称为“鼓眼面具”,下同)。

先说说面具。为什么立式口罩有“受害者”的特征?原因如下:

第一,体量巨大。三个纵向口罩的宽度都在77厘米以上,实际体积和视觉体验都比其他口罩大很多。

第二,吊在高处。三个纵向面具的背面呈瓦状,额头和下颌两侧有方孔。这些特征表明,面具在使用(供奉)时必须挂在高处。

第三,耳朵、眼睛和嘴巴故意表现出一些超能力。所有三个纵向面罩都具有双凸和双耳外展(或“宽耳朵”)的特征。此外,垂直口罩的嘴角也以夸张的方式延伸到耳朵。当时的设计师和铸造厂似乎刻意展示了这种面具的非凡特征,那就是“看得远,听得广”。

第四,额头上有云状的额饰。前额高高竖起,像一朵卷曲的云彩。不排除它的表现就是驾驭流云的能力,至少它也是一种独特的装饰。

把这个精心铸造的体积巨大、使用时高高挂起、展现非凡能力的面具,看作受害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它

103010记载:“蜀王蚕丛,始立目为王。”虽然从学术上来说,我们应该独立使用考古材料来讨论问题,但考古发掘的纵向面具在“纵向”上与文献记载的特点高度一致,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与古蜀人眼中的蜀王联系起来。

纵向面具似乎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其他瓦形鼓眼面具也可能是祭祀的对象,因为大多数鼓眼面的混凝土量都很大,它们的瓦形形状以及额头和下巴上常见的穿孔表明它们在使用时也应该挂在高处。一些鼓眼面具的额头前也有方孔,可能是用来插入类似云纹的额头装饰物。可以看出,他们也代表了受害者。

竖面具之所以体面无比,还是因为它代表的是蜀国开国君主,其他受害者可能代表的是之后的其他蜀王。

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祭祀,除了祭祀祖先成汤之外,还经常祭祀祖先,学者称之为“联合祭祀”。甲骨文中的“十征”“二十征”是指被祭祀的“十祖”或“二十祖”。如果甲骨文的记载有一定的类比价值的话,三星堆K2的另外20个鼓眼面具,或者是祭祀的蜀王列祖的形象。

主祭者与从祭者

如果垂直面具和鼓面具是受害者,什么物体代表牺牲?

牺牲是一种行为。根据常识,牺牲需要通过一些行动来完成。如果将铸造的物品表现为祭品,则有可能只保留具有特定姿势或姿态的肖像。此前研究者绝大多数将画像解读为牧师,这是主要依据。

乔戈里峰出土的两个直立人像。最引人注目的是直立的大人像。有迹象表明,大礼的画像可能是一个牺牲的受害者:

第一,人物形态的刻画。立人

像通高约261厘米,其中人像免冠高163厘米,身高及五官与常人无异,并无纵目面具的那种超乎寻常之处;耳部还留有耳洞,正是三星堆诸多人物形象的常见习俗特征。

  第二,衣着端庄,戴天目冠。立人像衣着华丽,服饰三重,外套上绣有龙纹与卷云纹;头部戴筒形冠,冠上有四目顶饰,有学者称之为“天目冠”;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可能用来安插发笄;虽然跣足,但脚踝戴镯。

  第三,神情肃穆。立人像正视前方,面相庄严,表情肃穆。

  第四,立于高台之上。立人像双足立于高台之上,高台分三截,最下一截为基座,高约35厘米;中部一截作“象脸之形”,高约35厘米;上部为基台面,高不足9厘米。三者相加,高台整体高度约80厘米。

  第五,双手作持握物品状。立人像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双手上抬,握物于胸前。研究者多认为其所握之物应是象牙。

  在祭祀场合,此种立于高台之上,头戴神冠,衣着华丽,神情肃穆,手握珍贵象牙,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的确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总高度达到约261厘米,是K2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很可能是主祭之人。

  K2内除大立人像外,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如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青铜跪姿抚腹人像,以及见于所谓“神坛”上的一众执物人像,应均为从祭者。比如跪姿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跪姿抚腹人像等,其共同特点是穿戴整齐、表情肃穆、姿势相同。若多人成列或成排,则动作高度统一。考虑到其穿着不如大立人像华丽,器物体量也远小于大立人像,似乎更像是从祭者。

  人面鸟为“使者”

  然而可能性不等同于结论。要将可能性演绎为结论,还需将受祭者和祭祀者(包括主祭者和从祭者)关联起来。幸运的是,K2的出土器物中确有能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者,这便是青铜树。

  1986年出土的这株青铜神树由底座、树身两部分组成,树成长于山顶,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年的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并非普通树木。它向天生长,直达天穹。

  有了这棵“通天之树”,我们终于找出了穿戴整齐、站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体量巨大并具有超常能力(或神力)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

  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站在神树上的人面鸟,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鸟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因此不排除人面鸟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的可能--青铜树制作者如此设计,是否在表达人面鸟栖落树顶端的花果之上正俯瞰人间,甚至享用人间供品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关联的缺环,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因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

  祭器与祭法

  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八个坑代表祭祀区,那么它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既然是国家祭祀,则必然隆重,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相比于确认受祭者、祭祀者的身份,找出K2中的祭品其实不难。

  找出祭器的方法,是站在古人的立场去发现器物的珍贵之处,同时从考古现象中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K2的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包括象牙、海贝、铜尊、铜罍、铜瓿、玉璋、玉凿、玉璧、虎牙。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显然是珍贵之物。

  以四川的位置,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的物品,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受原料来源、生产组织、铸造技术的限制,铜尊、铜罍、铜瓿及玉璋、玉凿、玉璧的珍贵程度亦无需赘言。

  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然而,论述它们是祭器仅凭其珍稀性还不够,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顶在头部。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

  被发掘者命名为“神坛”的器体外部,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势举持物品。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神坛似乎还表现出祭祀者的站位方式。

  K1和K2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在《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一书中,发布了一批展现发掘器物出土状况的照片。这批照片记录了上述珍稀物品在K1、K2中的出土状态。

  照片显示,玉璋、玉凿、海贝埋入前大多装在铜尊或铜罍中,而铜尊、铜罍被埋藏前大都被砸碎,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燎。这些现象应该也是祭法的一部分。

  人头像又是什么?

  K2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人头像”的器物,共44件。其中4件戴金面罩,另外40件无金面罩。

  在铸造者的意念中,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与祭祀相关的特征。至少从表面看,它们不是祭祀者,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当成受祭者。

  在祭祀场景中,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有研究者根据它们发式的区别,将这些人头像解释成不同民族。然而从装束的角度观察,多数人头像的发式相同或相近。若不同发式代表不同民族,则必会推导出多数人是同一民族的结论。

  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我们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

  商王朝卜辞中,常见“族”“子族”“多子族”的记录。其中的“族”更多代表部族而非种族。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以部族为单位,属于同种族的部族皆有自己的族尹或族长。

  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模极高,属于国家祭祀,有众多部族的首领参加应可理解。因而将K2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突出了蚕丛、柏灌、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那么,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本文来自华纳娱乐 转载请注明

上一篇 下一篇


  • 用户名:
  • 密码:
  • 验证码:
  •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