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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人生 师者典范——纪念黄济先生诞辰百年


时间:2021-09-13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大家】 

学人小传

黄吉(1921-2015),山东即墨人,教育家。1945年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政治教育系。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家协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杰出贡献奖。他被誉为“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新中国教育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守望者”。

少壮功夫 儒学根基

一百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历史困境中寻找出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此之前三天,黄吉出生在山东即墨,所以他自称“很高兴和党在一起”。

“即墨”这个名字可以在《战国策》 《国语》 《史记》等经典中找到。即墨县重建于隋开帝十六年(596年)。即墨古城有供奉姜尚的万寿宫和元代修建的供奉孔子的文庙。在文庙中,明太祖蓝田所著的《圣门》一书,巡抚郭秀书所著的《德配天地》一书,以及《管涛古今》一书,都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就有随兴门、大成殿、齐胜寺、香仙寺、明焕寺等。古城由东、西、北、南四个亭子、街巷和历史拱门组成。可以说,即墨在钟灵美丽,苔莎辈出,黄吉在斯里兰卡出生长大,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黄吉一家住在西阁时宇胡同,距离即墨古城“通济”门100多米,屋前有墨河,正对“公基”桥。黄吉本名于,原名洪德。“德”是一代,“弘”是大雁的荣耀,寓意他将成就“大儒之大德”。他品尝了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人生处处知其然,应如洪飞踏雪泥,偶然在泥上留指爪,洪飞叙说事”,并为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雪泥鸿爪》。他出生时家境殷实,祖辈父辈都是务农经商的,他的“天香栈”布主业颇有名气。他的祖父因长期与石成纳妾而生于世,而他的祖母石成地位低下,但她勤奋努力,平等待人,包括善待男女仆人,从而培养了黄吉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平等待人的风格,也影响了他性格中的“温顺”。祖父黄,忠于前清老人,尝尽经书,有士之名,恪守“士家穷”的圣训,不肯教“洋书”,出身贫寒。她的母亲从小贫穷生病,但她勤劳朴实,因为她的家人善良,受人称赞。

黄吉3岁时被祖先悼念。掌管家族的二爷爷于彦秀,视他为同龄人中的长子。他关心他,严格管教他。他要求举止有礼貌,说话有分寸,站着要站姿,坐着要坐姿,吃着吃着,不说话,珍惜食物。量力而行,不抱怨,不喊累,不哭。由此,黄吉逐渐养成了对人有礼貌,对事谨慎慢言,勤勤恳恳,终身不变的习惯。4岁时,母亲黄去世。后来到了解放区,就取了“黄”姓,意思是想怀念母亲。“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世界”。看他的人生,有“扶世”的志向,有“修己护人”的现实。二奶奶苏轼性格温和,待人和善,知道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堪称黄吉的“蒙古老师”。她的故事《牛郎织女相会》

1927年春天,他被父亲送到附近一位学者开设的教学大厅。即向至圣先师孔子跪拜,孔子的圣人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来,由此开始了他近九年的私塾生活。初期学习背诵了《论语公冶长》 《三字经》 《百家姓》等蒙文教材和《千字文》 《论语》等儒家经典。讲座虽然两年没有开讲,但我已经初步收到了“蒙文修义”的效果。之后,他在四个远房叔叔和继母的父亲手下学习。虽然他因父亲丧事突然辍学,分析住处,避乱还债,每五岁以下学习,但他在旅行的第14天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中的《孟子》 《诗》,主要是背诵和增加识字量,但他也有一些轻微的粗心。

1934年至1936年春,即墨老学者朱自伯为避匪乱,带小儿子到“家”教经、教史、教书、教藏书。他对得起以前只背过的经典,还在小学教过作文和诗歌写作的常识。《黄集》后来写成《书》,就得益于此。在朱子博手下学习了两三年,他不仅获得了古典知识,还获得了像孩子一样循循善诱、热爱学生的教育品质,以及“师古而不从泥,尊儒而不排斥他人”的态度。私立学校奠定的国学经典基础,让黄吉受益终生。

1936年春,正好是“学”的那一年,黄吉从私塾转到即墨县国考院五年级。“考园”原本是科举考试的地方。此时的考园小学已经是黄吉的“洋学校”。他开始接受现代教育,除了熟悉的汉语外,还涉猎了数学、自然、地理、音乐、体育等课程的“一无所获”,学习生涯迈上了新台阶。小学阶段的学习已经成为“从封建教育到资本主义教育的新阶段”。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危亡都摆在他的面前,迫使他思考和选择,并试图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心向光明 许身教圃

他的心是明亮的,但他深刻地意识到教育的落后和自己的不幸。所以他愿意尽力以学育人,最后他会以身作则。他希望给“失去生命却没有告诉他们的穷学者”学习的机会,目的是成为教育国家的支柱。

1938年初,日军入侵即墨,家乡沦陷。王先生到山东省第五战区第十纵队政治训练处,不久被日军打散。虽然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接受了最真实的抗日爱国教育,这奠定了他一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虽然“门弱而薄”,但我奶奶很同情她辍学,认为在敌人铁蹄下饶了她家不是长久之计,而是朋友推荐的卖地贷款,1939年。

年春,黄济进入标有“礼门义路”、以“见贤思齐”为训的青岛礼贤中学一年级就读。汇聚于此的教师多有爱国之志。“师长之训词中,时有国家思想及民族意识之灌输”,唤醒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从考院小学到礼贤中学,黄济从一个旧社会旧家庭的长子长孙,逐渐转变为一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

  1941年7月礼贤中学毕业时,凭其年级前十名的成绩和“甲”等操行,黄济实可获得免试升高中机会,但因家境无力供给而痛失升学良机。为维持家庭生活,他回到母校考院小学任教,教国文、算数并担任班主任,此乃其教育生涯之始。然社会黑暗,世态炎凉,日寇残暴,莫不亲尝日观,幸有数百天真烂漫小朋友缠绕左右,“得睹一息之真情”。当发现处于沦陷区的考院小学有奴化教育倾向,他顿感“有愧国家和民族”,遂于1943年3月转赴何陋乡小学任教,其从教之初朴素的价值立场昭然可见。

  1943年7月,黄济告别家乡,通过敌伪封锁线,远赴皖北国统区,就读临泉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二年级。校长张敏之聚集了一批传道授业解惑的进步教师,进入该校学习者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有志青年。在1945年5月毕业前夕所写《自传》中,黄济回顾了身世家世和所走过的路,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明确表达了教育报国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勿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之宿志,亦祖母之所厚望者焉。”业师张可为批阅:“敦厚朴实,从容不迫,佳作也。”作为清华大学冯友兰的高足,张可为善于讲授哲理,敢于评论时政,这对黄济的进步很有启迪。6月,他抱抗日救国之志参加青年军。其间,撰写《战争与和平》一文,确信我国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必胜。获悉日本投降,他欣喜莫名,用微薄的军饷买鞭炮庆祝。

  1945年9月,黄济如愿就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了北师大后,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深知作‘经师’不易,作‘人师’更难,希望能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其间,与同班同学发起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力图振兴农村教育;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合作社”,筹集进步活动资金;抗议国民党滥炸河南开封残杀民众的暴行,为此撰联声讨:“杀尔妻孥,毁尔家室,报仇雪恨还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清算不饶他。”面对白色恐怖,血的教训,先生“考虑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萌发了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心愿”。月底,他首次化名“黄济”,由北平城工部地下党组织介绍,历尽艰险,到达正定解放区,到了自由新天地。

  1948年8月,黄济入吴玉章执校的华北大学政治教育部学习。他聆听艾思奇等讲授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简史》,胡华讲授的《中共党史》,钱俊瑞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牢记吴玉章校长教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站稳政治立场,将所学与实际联系,过有自觉纪律的生活。12月30日,华北大学全体师生为革命老人吴玉章庆祝七十大寿,黄济听着吴老发表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讲,望着这位忠诚革命、虚心好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革命老人,敬爱之情油然而生。1949年1月,他听取成仿吾副校长解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历史文件,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随即领取由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签发的毕业证书。之后分配到师范教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党的文教政策,了解老解放区的教育实际,奠定了之后贯穿终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

  三校持鞭 深耕杏坛

  从参加革命到1998年离休近五十年间,先生“三校持鞭”,新途展英姿,总以儒者风范,用行舍藏,心志虽苦,傲然挺立,深耕杏坛,成就卓著。

  华北大学于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黄济被分配到华大拈花寺分部和二部任班主任,后到教育教研室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确定了尔后数十年的研究轨迹。1950年春,组建中国人民大学,黄济所在的华北大学教育教研室更名为教育学教研室。暑假前,苏联专家波波夫前来指导教育学科建设,先生借机学习苏维埃教育学。暑假后,教育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届“教育专修班”学员,他与王焕勋协助波波夫讲授教育学,这是其在高等学校教授教育学的开端。

  1952年春,因院系调整,人民大学教育系成建制地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受聘为讲师,继续为“大学教师专修班”和教育系本科开设《教育学》课,先后协助董渭川、王焕勋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共同完成《教育学讲义》并于1955年年底出版。1961年4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之后,他与丁浩川等参与刘佛年主持的《教育学》编写工作,共同期盼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教育学。1963年,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苏联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实际及自身教育实践经验,他独立编撰成《教育学讲授纲要》,为中国特色教育学体系建设作了有益的早期探索。

  “竹青新雨后,山秀晚霞时。”改革的春风吹来时,年近花甲的黄济又焕发了青春,深耕杏坛,积淀广博学识,以中华文化教育为根基,深研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倡导知行合一,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而不懈努力;主张古为今用,中西合璧,为构建新中国教育哲学体系而勇于担当。恰如其《六十述怀》所言:“六十年来荣与辱,喜庆今日又逢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织锦绣吐长丝。”

  黄济对改革开放后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之功最值得提及。1979年,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他受命开展教育哲学教材建设,借参与刘佛年主持编写的全国《教育学》教材之机,听取“中国哲学史”系列讲座,以打牢教育哲学的中国文化根基。1980年春,他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开办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教育哲学讲习班”,听取美籍华裔教授樊星南主讲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此外,他还向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设过教育哲学课的刘佛年、傅统先等教授请教,课余遍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哲学论著,逐渐形成了开设教育哲学课程的初步设想。1980年下半年就为北师大教育系77级本科生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在两年授课基础上,1982年,他完成了《教育哲学初稿》,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教育哲学》于1984年出版,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作为具有中华文化自觉的“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黄济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就深切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他在该书各章节中,融入丰富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1994年6月,他在与人合作出版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中,全面阐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深入研究了传统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精辟论述了传统教育哲学中“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范畴。该书于1996年12月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年11月,他的新著《教育哲学通论》出版。该书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作了精确梳理和提炼,令教育哲学有了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评述,力求有所借鉴;着力论述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回应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教育哲学的体系化,成为20世纪后期中国教育哲学重建的标志性成果。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离休之际,他曾作七律以明志与自励:“教圃耕耘五十春,喜看桃李已成林。一生两投任评说,三校持鞭务求真。行不负人常用忍,文须出己莫效颦。天公若肯增岁月,自当续播争寸分。”

  守望国学 念兹在兹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17年,是先生耕耘与收获的“黄金期”。他在受邀讲授传统教育哲学和国学专题的同时,深入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实际,注重传统文化经典的重新阅读、考证、诠释。2000年新著《诗词学步》出版时欣然赋诗:“不写专业写诗词,良苦用心谁人知?莺歌燕语本多术,何必独搂于一枝!”显然,不囿于教育专业,从事经典诗文著述传承,有其原委可究的“良苦用心”。

  基于中国教育传统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是黄济重要的学术取向。他善于从现代教育哲学问题出发,去回溯和总结传统教育哲学的丰富思想观点,为建立教育哲学学科体系提供思想源泉。1986年他发表的《试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一文确信:“优秀的古代教育遗产,不仅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文化宝库和教育思想的重大贡献。”自1997年主持《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课题,他就主张“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2000年年初发表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认为,“丢掉本国的历史遗产,就会使教育失去民族的特点”,主张“找到优秀遗产与现代化结合的契机”。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教育面临的重要话题。他早在1993年就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道德与公民教育”研讨会,发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传统述评》一文,探讨两岸四地伦理道德教育。2000年,他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席“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发表《传统美德与师德修养》,论述了中国优秀师德传统的重要价值。2007年11月,他出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交流“三大关系与道德修养”,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解决自我关系,做到“自省”“慎独”“修身为本”;由此延伸到人我关系,恪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继而延伸到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国学热”乃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现象,黄济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教育家,深刻省思“国学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自2006年接连撰文三论“国学热”。他认为这股热潮的出现,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强调“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而且是世界伟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称道孔子为“万世师表”是恰如其分的;强调分类对待历史遗产:有的“可以完全继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有的在当时需要但未必能“用于今日”;指出不可厚古薄今,否则“得不偿失”;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2012年9月,他出席国教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会时题赠“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主张学古而不是复古,要回到孔子并发展孔子;要“尊儒”,敬畏儒家经典和圣贤,在传承儒家精神的同时,要注重挖掘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宝库。

  国学教育关键在集“经师”“人师”于一身的教师。在黄济看来,要做到“诲人不倦”,首先要“学而不厌”,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成为“经师”与“人师”结合的典范。为此,自2005年承担中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他就开展国学教育实验,引领教育工作者研读经典。2007年年底以87高龄赴青州出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听取各地实验校课题成果汇报,观摩国学课,强调继承传统关键在教师,要先做经师,更做人师,表示愿与大家一道毕生推进国学教育。2009年9月,他为威海长峰小学课题研究成果撰写“读后感”,期望广大教师精心研读《论语》,学习孔子教育思想及其伟大的教师人格。

  适合教师研读的国学读本的编写与中小学国学经典课程的设置,是多年来国学教育面临的难题。黄济基于早年私塾学习,结合长期从教生涯,联系现实,提出了国学课程的设想与建议。在黄济看来,五千多年悠久的中华文明和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作为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在持续三年为《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撰稿的基础上,他于2010年写成的《国学十讲》,从蒙学读物到四书五经,从诸史到诸子,从诗词文章到谜语对联,都有所涉及,文中常有发人深省的论述和独辟蹊径的解读。与此同时,他率众弟子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于2011年年底推出,其中包括《蒙学新读》《四书解读》《诸经品读》《诸子选读》《文赋释讲》《小说别裁》《诗词赏析》《曲剧品评》,备受学界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已融入黄济的生命和血脉。在他那里,传统文化教育贵在修身,身体力行,绝不局限于“纸上”所得,是“行不负人”的道德自觉,是“行胜于言”的躬行践履。他许身教圃,以“桃李成林”为最大满足;以辅导保姆读书最终令其考取大学为莫大欣喜,也有因没能把另一位保姆培养成大学生而心存遗憾;即使获得“全国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赢得各类荣誉或赞誉,仍唯恐“亢龙有悔”。鲐背之年,仍倾力主编《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古文启蒙》和《诸经选读》部分章节;弥留之际,仍牵挂该《丛书》和《四书注解》的完成与出版,为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承殚精竭虑,守望终生。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2013年春日,黄济撰写《述志兼遗嘱》:“我生一世似雪鸿,为寻别路奔西东。生时愿为孺子牛,死后难作众鬼雄。与其当作骨灰撒,何如留为实验用。若能救济疑难症,更使无妄了此生。”2015年1月8日先生仙逝,弟子们痛失恩师,挽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者典范,仁者不忧智者不惑续君子遗风。”遵先生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需要帮助之人,当日捐献眼角膜为患者带来光明。那几日,全国四面八方数千名学人和亲友,心怀仰慕之情,前来追思与告别;《中国教育报》刊发《黄济:鸿德济世做学问》一文,称颂其道德学问;《光明日报》头版刊文“再也见不到那位蹬三轮的老先生了”,追忆这位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

  2019年清明,珍藏先生书籍、手稿、书信、笔记、书法、照片等遗存的“黄济学馆”落成于尼山,先生子女、群弟子及生前好友聚集于斯,深切缅怀先生君子遗风。黄济学馆落成以来,一直发挥着珍藏与征集、陈列与展示、研读与研究、传承与教育的综合功能,助力于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的延续。

  黄济一生追求光明,作为一位坦荡无私、求索奉献的仁者,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了后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对党和教育的忠诚。翻阅黄济最后一个“七一”日记,先生自称“庆幸与党同庚”,是日完成《易经》选读,开始整理“三礼”,“算是我向党的献礼”。翻阅《黄济讲国学》,一段闪光的文字跃然纸上:“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一点东西。”其人生哲学就是奉献越多越好,决不“把别人的东西拐走了”。先生没有拐走别人任何东西,相反,自己“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其书桌上一直摆放着陶行知的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何止是“不带半根草去”,他分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此可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高山景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于建福,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于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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