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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明亮那方——评《向北方》


时间:2021-09-28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往好的方面想,即使一片叶子也应该朝着阳光的方向."

“往好的方面想,即使你烧了翅膀,也应该朝着灯光闪烁的方向飞。”

“朝向光明的一面,即使只是宽敞,也应该朝着阳光的方向。”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读《向北方》的时候,金美伶的这些诗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1948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北上,就像小草、萤火虫和孩子们一样,无畏无惧地勇敢地向光明进军?

北上是民主党派走向光明的历史性选择,是新中国成立前涓泉归海、天下归心的生动写照,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伟大征程。北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博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向北方》这本书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的道理。

作为民主党的一员,我一直对《向北方》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为大的历史背景,我们已经很了解了。1945年8月,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战胜了日寇,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了顺应尽快实现和平的舆论,中共亲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达成召开各方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为国问题的共识。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暗地里积极准备发动内战。这一举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周、雷洁琼、徐伯新、赵朴初、严等2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公开展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促进民主的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的力量,民进党联合上海各界人士和67个群众组织,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求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站后,“下关惨案”震惊中外,马叙伦、雷洁琼被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董、邓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连夜赶赴医院看望。毛泽东和朱德也发电报表示慰问。“下关惨案”让人们对国民党看得更清楚,也让各民主党派更加坚定了追随共产党的决心。马叙伦对周恩来说: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的军民被迫自卫。在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多次进攻的基础上,于1947年7、8月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面对战场上的失利,国民党极其恶毒,进一步强化了白色恐怖,加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所有民主党派都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各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大多秘密赴港,一些各界进步人士和社会显贵也纷纷到香港避难。民进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洪也在1948年初来到香港,香港很快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聚集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这一口号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

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召开会议,发布《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坐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号文,认为“五一口号”是“中国百年革命历史的结晶,是未来中国政治运动转向方向的标志”,并表示要团结在“五一口号”周围,形成牢固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誓要达到这一崇高目的。此后,民进党先后于6月和7月在港召开3次立法会会议,分别讨论召开新CPPCC的时间地点和召集人的代表资格,并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策大纲,提出新的国家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有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人民享有一切基本自由。各级政治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解放军即国家的力量。

虽然对上述历史背景比较熟悉,但过去关于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设法摆脱英国当局在香港的每一次阻挠,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的细节却很少。所以,看到《向北方》这本书确实是一笔财富。据了解,这份《向北方》是全国政协委员(CPPCC)李红梅、刘扬东两位研究员在筹备《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览的基础上,研究大量珍贵史料,登高、采撷、梳理,亲自走访京、黑、津、鲁,撰写而成。这本书全面、细致、真实地呈现了从香港到北方解放区参与新CPPCC、建设新中国的非凡历程。

103010通过详实的史料告诉人们,北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而是一心一意行走的伟大精神之旅。北上的路上,似乎没有战场的硝烟,但也充满了风险,可谓曲折惊险。当时国共双方的军队正在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直接从陆路或空中把民主人士带过来。

送到解放区几无可能,最后只能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海路运送,而运送路线因战事变化也不断调整。

  不同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关注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北上的具体过程。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位民主人士,他们通过乔装打扮“粉墨登船”,经过15天的海上旅程才到达哈尔滨。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第一批人数更多,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邱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等,其中马叙伦和许广平是民进会员。爱好摄影的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为这次旅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第三批北上的是以李济深为首的民主人士,他和朱蕴山、彭泽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随行,在圣诞之夜以“金蝉脱壳”的方式离开香港前往大连。第四批北上团以《庄子》的《知北游》命名,这是叶圣陶先生在开船次日为大家出的谜语之谜底。在27人的成员之中,叶圣陶和郑振铎为民进会员,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为这次旅程留下了翔实的文字记载。此外,民进创始人之一王绍鏊先生在中共安排下由香港经西朝鲜湾的南浦港到达哈尔滨。

  作为教育学者,我对其中达德学院师生北上的一幕尤其感兴趣。这也是教育史上很少提及的史实。达德学院不仅是香港地区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应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1946年的香港,聚集了许多受国民党迫害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为了安置好这些人,并且为未来新中国培养人才,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提议下,在香港建立了这样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达德学院由蔡廷锴先生捐赠房产,聘请陈其瑗先生担任院长,邓初民、翦伯赞、胡绳、杨东纯、钟敬文、侯外庐、陶大镛、章乃器一大批知名学者担任教授,马叙伦、冯乃超、乔冠华、何香凝、郭沫若、周而复、夏衍、臧克家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校讲学,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学院先后招收800多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49年被港英当局无理取消注册后,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将其中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送到解放区,他们也成为北上队伍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1949年3月21日,一支由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达德学院学生组成的250人的浩荡大军,搭乘“宝通号”从香港启程前往天津,民进会员徐伯昕也在其中。

  据参与运送工作的同志回忆和两位作者的考证,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177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1/4。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新中国和新政协的建立都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本《向北方》出版后得到了广泛好评,被中宣部作为主题重点出版物,同时被中国版协等评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这本书也成为各民主党派了解自己的前辈在香港和北上过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感谢两位作者,用生动细致的文字描述、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精心设计的历史地图,为我们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峥嵘岁月。

  (作者:朱永新 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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