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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文: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时间:2021-09-29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引言

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发布《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号文,要求学习田文健“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考古情怀乐于奉献”“学术精神精益求精”“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田,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198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从事考古工作。现为山西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馆员。”这是《通知》中的一个介绍,没有过多渲染甚至装饰,但是看完之后,人们就产生了疑惑。

1965年出生,1984年大学毕业。这意味着田在16岁之前就上了大学,而他还是北京大学。1984年,改革开放之初,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匮乏,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作为北大高材生的田,是如何进入基层工作的?当时实行的是大学生分配制度,组织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而不是去个人想去的地方。田“主动回国”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在基层38年,一笔带过几个字,几乎意味着一个人的全部职业生涯。即使一个人带着激情和理想毕业,中间有没有遗憾和纠结?

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开始回顾田的一生。

选专业 15岁走上考古之路

田出生于襄汾县村。襄汾县由1954年襄陵县和汾城县合并而成。两者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郡,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时期。襄汾陶寺遗址现在与杜尧和中国最早的遗址一样著名。可以想象,领土上有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迹。有报道称,是村里的古迹让田走上了考古之路。

田对此予以否认。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一个孩子其实对考古并不太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小聪明,5岁入学,进入村里办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半年后,学前班停课,他跟着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当时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522”,所以1980年他15岁的时候就可以考大学了。

田报考北京大学为首选,西北大学为第二选择,吉林大学为第三选择。那时候的志愿,和现在不一样,是考完试成绩出来后完成的,考前要确认。看看这些名校,可以想象他学习有多好,有多自信。时代变了。田现在说:“那时候,课本很简单,我几乎能背下来。”。

三所大学,他都选择了历史系的考古专业,这似乎证明了田文健对考古的热爱。实际上,没必要。

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人们仍然深受特殊时代的影响,总是害怕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田的叔叔是县剧团的导演,他之前也受过一些打击,所以家人不希望他学习文科,而田从自己的性格和学习成绩来看也不喜欢理工科。在文科的众多学科中,考古学是一门冷门学科,它处理图克拉的次数更多。它挖掘出来的是它是什么,它的特点是最接近理工科的,似乎缺乏很多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是他申请考古的原因。这种怪癖造就了他传奇的考古人生。

选工作 不当老师甘做技工

上大学后,田对考古学有了准确的认识。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苏白、卢尊凯、李、于、李等都是他的老师。实习期间,带队老师邹恒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

也就是在北大,田激起了对考古的热爱。邹恒带着他们来到宜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邹恒随手拿起一个小陶片,看了看上面的纹路,准确地确定了年代。这让田佩服得五体投地,立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的手段、材料和方法书写中国古代史。如果田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了一些偶然的选择,那么这一次,他将用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生命证明自己的选择。

大学毕业时,田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高校教师,生活在象牙塔里,社会地位高,收入好。但是,田拒绝报到。

田说,他不学教育,没有教书育人的能力。他去了一所师范大学培训教师。这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更何况当时国内只有9所高校开设考古专业,师范院校也没有开设考古专业,所以他无处可去。“我想做考古,但我根本不愿意教书,只愿意做具体的考古工作。”田对说道。

但是,派遣证已经到了山西师范大学。那时候换工作没那么容易。田到处应聘,讲道理,宣称自己热爱考古。但制度就是制度,所以他直接去了侯马考古现场,没有上班,也没有报到。

田在大学时因为对晋史感兴趣而去了侯马。侯马是晋国后期的都城,拥有大量的考古遗址。田拒绝去那里,愿意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临时工。

10个月后,省里看到了他的坚定,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所感动,于是他被重新分配到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点还在侯马工作站,他还是临时工,工资是技工发的。从干部到机修工,虽然觉得有点差距,但可以做考古,其他都行。

选前途 留在侯马坚守一线

至于考古意义,田文健说他想“写中国历史”,也有一句诗说他想“追寻祖先走过的路”。然而,如果你真的从事考古工作,你就不能表现出那种崇高的感觉,你也看不到任何诗歌。

考古学家在荒野(田野)行走。

考察),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发现,工作就变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凑碎陶烂瓦(拼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没有盗墓小说描绘的那么惊险刺激,一点小小的成果都要经过长时间枯燥且乏味的操作。

  田建文大学毕业时20岁,年轻人有热情爱冲动,一些阻碍更会激发起好胜心来。所以投身于考古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热情终究不会长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和不计得失的韧性。

  对这种枯燥的工作,一旦过了新鲜期,就会陷入迷茫和无力感,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但也在日复一日中丧失斗志。

  田建文也有离开的机会,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是改变命运向上跃升的机会。

  1985年11月,晋南地区有个考古项目,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苏秉琦前来考察,田建文负责陪同。对这样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没一个老师不会喜欢。苏秉琦就想收归门下,后来又委托给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为了收到这个好苗子,招考条件简直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有重大成果,但有一个条例是:为侯马工作站培养人才。

  1989年研究生毕业,命运给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儿都比侯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弃了。因为他研究生学习的方向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认为,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在一线,必须在基层,于是又返回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当时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是个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补上这个空白。1991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会给他磨难,并让他从磨难中得到淬炼。1997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做了开颅手术。不幸中的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听医生劝诫,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颠簸,再次颅内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才算抢下这条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话说不了,路走不了。

  恢复的过程很艰难,然而也有几分神奇。因为在家里恢复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们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见所闻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们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术一年多后,两人在一起散步时,田建文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说,因为田建文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这项事业也不吝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1999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一线,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但几年后,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曾跨越过生死大关的人。

  田建文说,他恢复的方法就是走路。50岁以前,一天要走15000步,上午8000步,下午7000步。50岁以后,每天也有10000步。别人去考古工地坐车去,他就是走着去。不仅锻炼身体,同时也在思索考古学的一些问题,也在观察着工地周围的情况。

  2004年后,田建文决心要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连续参加或主持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几个大项目,成果斐然。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匆匆而缓慢,形象并不伟岸,也不光辉,然而,这样的一道身影,为山西的考古事业留下了传奇,更讲述着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中华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注释。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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