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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的北京足迹


时间:2021-09-29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约翰拉贝的北京足迹

李煜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1931年9月18日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天。

这一年,一位在京津生活多年的德国商人被公司派往南京。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发动了可怕的大屠杀,德国人和一群国际友人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25万中国人。他是约翰拉贝。因此,他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南京好人”。

约翰拉贝在中国的命运始于1908年他进入北京。他在北京住了17年。他留给世人的《拉贝日记》中,与北京有关的有5卷,其中《我眼中的北京》 4卷,《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 1卷。约翰拉贝也拍了很多照片,收集了很多照片。这些文字和图片对研究近代北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17年生活奠定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感情的基础。这种真挚的情感促使他在中国人民遭受日寇迫害时挺身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历经100多年的变迁,约翰拉贝先生在北京的故居已经难觅踪影,但约翰拉贝与中国人民的爱却一直延续:约翰拉贝的曾孙托马斯拉贝教授于2019年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成立了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为约翰拉贝先生在北京打造了一个新家。

2020年3月5日,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托马斯拉贝教授制作专题视频,致信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和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表示慰问。然而,很快,德国疫情变得更加严重,拉贝教授的几位同事和朋友都被感染,导致药品和医疗用品短缺。无奈之下,拉贝教授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帮他找到一些材料和药品。面对拉贝教授的求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紧急调集物资,捐赠给拉贝教授。约翰拉贝交流中心所在的北京联合大学和该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也举起口罩等医疗物资送给拉贝教授。

这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爱,在100多年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反而越来越强烈。

  最初住在六国饭店

2019年9月,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托马斯拉贝参观中国铁路博物馆正阳门展厅。他期待这次访问已经很久了,因为111年前,也就是1908年8月18日,他的祖父约翰拉贝下了火车,在京丰铁路正阳门东站——跨进了北京。

根据约翰拉贝日记的手稿,在进京之前,他在城外远处看到了古塔(应该是天宁寺塔)和天坛。火车绕过天坛,绕了一大圈才接近内城。他还看到了被毁炮塔的一角,这是内城东南炮塔,在八国联军进京时受损,但此时尚未修复。

拉贝在靠近城墙的火车站下车,穿过由正阳门东水门改建而成的水门,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在他的手稿中,他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马车旅馆。他提到,酒店入口处有一条气味难闻的人工导流渠,曾经是“清澈浅浅”的雨荷河。此外,他特别提到汇丰银行就在酒店旁边。

在约翰拉贝眼里,使馆区整洁干净,使馆之间联系紧密。但当时使馆区只有几家店铺,他的德国店和后来的住所都在使馆区外。

第一次到北京的约翰拉贝没有深入探索这座城市,因为他在北京的前两年半时间里几次失业,直到1911年冬天,他才在苏州胡同的西门子北京分公司获得会计和文员的职位。办公室是青砖黑瓦的四合院,门口有白底黑字的招牌,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工作室。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留在北京。拉贝记录,当时这条胡同的路况很差,下雨天很难通行。有一次,一头驴甚至淹死了。

1913年,北京西门子搬到了北京灯市口,拉贝的住处也搬到了公司给他安排的房子里,也就是公司代表处所在的后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贝被要求搬出他住的房子,那是在美国圣经协会的土地上建造的。1918年除夕夜,他不得不搬进德国西门子自有房产的办公楼。

因为德国战败,拉贝一家在1919年被遣返回国,他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和中国。1921年,中国和德国在北京签署了《中德条约》,宣布恢复两国的友好商业关系。在中德中断四年后,拉贝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中国。拉贝一家和西门子北京办事处的所有成员立即搬回了他们以前在北京的住所。1925年,西门子总部从北京迁至天津,当时担任销售经理、主管财务的拉贝也随家人迁往天津。1931年,被任命为南京分行经理的拉贝去了南京,有了一个熟悉的故事。

  游览“佛手公主坟”

从1908年到1925年的十七年间,约翰拉贝在北京步入了人生的几个新阶段。1909年10月25日,他在北京与妻子朵拉结婚。1910年12月,他的女儿格雷特拉贝在北京出生。1917年5月,他的儿子奥托拉贝也在北京出生。闲暇时,他带着家人游览北京的寺庙、宫殿、园林甚至墓地,包括日坛、天坛、东岳庙、大钟寺、武塔寺、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十三陵等。他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既代表了当时北京外国人的普遍偏好,又具有一定的特色。他第一次踏青北京,目的地是“佛祖公主墓”(佛祖公主是乾隆四女,与和硕公主和贾——编者按)。

览路线是“沿着运河河岸一直向前,过了东便门摇摇欲坠的桥之后乘小船走运河水路,行程过半之后遇到一座闸,过了闸改乘大船,乘大船可直达公主陵的入口”。

  拉贝游览此地不止一次,还见证了碑亭的倒塌。最初这座陵寝还是“不起眼的”、“很少有人游览的”,但后来“佛手公主坟”可成了当年二闸的游览胜地。一如对钟楼铸钟娘娘的传说的记录,他也记下了关于佛手公主坟里安葬的公主生前与马夫相爱而后被皇帝处死的传闻,这种欧洲童话式的轶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从某种层面来说,却是为外国人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更激发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

  作为德国人,他尤感亲切的游览地是戒台寺,因为这里是部分负责德国公使馆警卫的军队的度假地。拉贝详细描写了路线,“乘坐北京到汉口的火车来这里最方便,在卢沟桥车站下车,然后骑驴子到达目的地”。

  拉贝对北京城的城门、城墙、城内的钟鼓楼、牌楼都同样很感兴趣,对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各个城区的划分都做了记录,并附有大量的城门和城墙照片,其中大部分城门现已不存,因此这些照片弥足珍贵。

  记录当时北京人的生活百态

  如果说在最初到中国的时候,拉贝先生跟很多外国旅游者一样,只是位旁观者,乐于观赏异国的自然风光与传统建筑。然而,拉贝先生很快就开始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不仅是饮食,乃至中药。他在日记里提到女儿格蕾特尔有次高烧就是在西药无效的情况下,用几片中药治好的。他还大量收集中国的民间艺术品,不问贵贱,只管自己喜不喜欢。1919年一战结束后他被遣送回国,1921年返回中国时却发现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中国佣人妥善保管着,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善良。

  约翰·拉贝的北京日记还几乎等同于一本北京地区的社会学著作,收录了反映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图像和文字。他自述“对街道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详细记录了前门大栅栏的商店与戏园以及隆福寺庙会的诸多细节,还收集了相当多的幌子图、百工图、儿童游戏图以及妇女发型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北京人的生活百态。他还记录了北京人的婚葬仪式、休闲娱乐方式、城市卫生状况以及日常物价。而他所记录的北京城市卫生状况展现出的是当时急需提升的城市管理水准。拉贝在说到自己天生没有方向感时,提到初到北京那段时间甚至是靠牢记每个路过的垃圾堆的形状和编号,才找到正确的回家的路。

  拉贝也从物价看到了北京人的生存状况,他提到当时1美元可以买到40到50个鸡蛋,以前甚至能买100到200个,但是有的家庭连一个鸡蛋都买不起。物价又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拉贝观察到北京的大多数穷苦人买不起一把40到50美分的竹骨纸伞,为了保护仅有的一套衣服,只好在下雨天不出门。这些记录说明拉贝观察之细致,而且他有意识地关注了社会的底层民众,并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记录习惯在《拉贝日记》(南京卷)中保持了一致性,这更充分说明了拉贝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的真实性。

  约翰·拉贝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期恰逢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他也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北京)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他经历了清光绪帝与慈禧的离世、张勋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拍摄的北京使馆区照片反映了同时期使馆区的紧张氛围。

  拉贝还在日记中写道:“从北京的哈德门到西门子办公室要经过克林德碑”,身为初来北京的德国人,他当时还做不到与中国人民完全共情,但他保留下了克林德碑的原址照片,并记载了一战后克林德碑的某些迁移情况,为中国人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约翰·拉贝将他在工作中整理归纳的良好习惯运用于日记手稿,这些手稿虽然从未发表过,却装订考究,他所收集的北京资料都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的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北京日记手稿中展现出了对北京的深深的爱,他保留下了那么多的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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