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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虎烈拉”为何肆虐北平?


时间:2021-10-13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1943年8月,一片巨大的乌云突然笼罩在北平上空。在这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古城里,发生了“胡列拉事件”,导致数千市民死亡.78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悲剧,但在很多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依然能体会到那种悲凉可怕的场景。

老北京防疫逐步推进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推进一系列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防疫是重要内容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北京市为例,市级机构和政府办医院牵头的各类传染病预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华北一直是传染病多发的地方。2-5月天花流行,2-4月白喉、脑膜炎流行,3-7月猩红热、回归热流行,4-7月斑疹伤寒流行,7-9月霍乱、伤寒、痢疾流行,秋冬季随时可能爆发的肺鼠疫.因此,民国以后,传染病防治被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列为重中之重,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在东四牌楼以北的十个胡同建立传染病医院。可以说,由于人口密集,不适合设立传染病医院。但是,考虑到“社会风气还没有打开,地方越远,越会有人不愿意看病”,他们就装出权宜之计。几年后,他搬到了天坛的神乐府。后来,由于病人不断增多,天坛又地处偏远,他搬到了朝阳门小南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天坛神乐府改为临时防疫医院。

1918年,内务部将传染病研究所隶属于传染病医院,并成立了中央卫生实验室。一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办,这是中国专门防疫机构的开始。中央防疫办占地80多亩。“除了办公室、图书馆、销售室,还有几十个技术室,包括锅炉房、培养基室、实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菌素室、血清室、鼠疫疫苗室、检验室、冰室、蒸汽室、冷藏室、动物室、疫苗室、狂犬病疫苗室、药品器材库”。

随着医疗设施的完善,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得到有序推进。以免费接种疫苗为例,北京当局直到1910年才逐步推广。到1932年,北平教育局健康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市所有中小学实行。此外,各种舆论宣传也加紧跟上。除了媒体和报纸,各种自治工作坊也向居民发放了宣传疫苗接种的传单、标语和接种券,甚至北平广播电台每周二也进行了宣传。因此,到1937年春天,最初预计的疫苗接种人数为7万人,但实际上达到了105,248人,这可以被视为了不起的成就。

除了上述预防措施,市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要求执业医师每周向卫生机构报告各种异常症状,以便周边地区出现疫情时,采取应急措施。1918年初春,通县突然发生鼠疫,内务部立即在城门设立卫生队,对进城的行人进行检查。铁路局还派检疫员和卫生巡逻员到车站或设立防疫检查办公室对旅客进行检查。还临时成立了卫生警察,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关键地方开展公共卫生事务。在突然死亡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检测到细菌,将死者的同居者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诊断仍然是谨慎的.可以说是上面的那个——我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除了掠夺和抢劫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他们什么也没做。不用说,市场萧条,所有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都会被硬生生切断,卫生防疫工作自然也会被纳入其中。北京的城市卫生每况愈下。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粪便和垃圾,蚊子、苍蝇和麋鹿到处聚集,臭气冲天。许多消失多年的传染病再次流行起来。“胡利拉”的突然爆发,变得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胡利拉”是霍乱,因其感染迅速、死亡率高而得名。一旦流行起来,就像老虎一样。病原体为霍乱弧菌,症状为昼夜腹泻呕吐,大便稀如米泔水,全身局促,手脚冰凉。然后,由于体内水分大量流失,眼窝凹陷,手指脚趾干燥。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死亡。北京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在《老北京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石景山铁厂数千工人患霍乱,2000多人死亡。但是,估计全市有多少人得了这种病,死了多少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侵略者封锁了消息”。

北平“胡列拉”疫情发生后,日军不仅在主要道路上设置检查点,还向过往的运菜车喷洒消毒水,并命令家家撒生石灰。《天桥史话》年,历史学家程先生回忆说:“日寇一发现胡列拉病人,就立即封锁了整条小巷,用草绳封锁两端路口,禁止居民出入。犯法者被日寇用枪托或“懒驴心事”(一条牛皮鞭,长二尺半,鞭杆半条,疙瘩半条,抽血昏厥)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那些不幸得了霍乱的受难同胞,日寇以“疗伤”的名义被押送到天桥避难。天桥周围有三个这样的避难所,一个在城南休闲公园的旧址,另两个在天桥东北角的十五间房和山涧口的后坑。”胡烈把病人拉进收容所,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不是活活烧死就是活埋,南方游乐园旧址是日寇活活烧死中国同胞的罪恶之地。所谓活烧,就是用绳子捆住病人的手脚,扔在石灰堆上用水淋。

遇水碎裂,放出大量的热,病者顿觉灼热难忍,疼痛钻心,其哀求与喊叫之声凄厉,附近居民与路人闻之无不凄然泪下。那些营养极度缺乏而又被病魔侵害得非常虚弱的男女老少,再也禁受不住这种极端残忍与痛苦的折磨,不消一日,便与附着在体内的病菌一并被埋进右安门外的万人坑……”

  北京文史名家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中回忆,当时满城都是日本兵,稍有可疑就会被抓走,吓得商家关门,百姓闭户,但生活还得继续啊,所以很多人只能冒险上街。“一天,母亲带我到西单菜市买了熏鸡,酸雪里蕻,咸鱼等,从宣武门出城回家。城门口进出城的人排成长队,城门外排放着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带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夺过来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给你,至于能吃与否,日本兵则一概不管。母亲与我只好苦笑,刚买的东西全糟蹋了,还得偷偷扔。有的人舍不得,跟日本兵、伪军警争呀,讲理呀,挨一顿打是轻的,要让抓走,就许从此就没了下落。”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金兆生病了。

  那时正放暑假,胡金兆中了暑,上吐下泻,症状和霍乱十分相像,这时街上风声很紧,要让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只有赶快去医院。“母亲马上雇了辆当时刚出现的三轮车,我上车后偎在母亲怀里,假装睡着了,脸上蒙块手绢”,这样终于混过了日本兵把守的和平门,来到北大医院就诊,最终确诊为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后,医生给开了诊断证明,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到底是谁散布了“虎烈拉”?

  从“虎烈拉”暴发那一刻开始,北平市民们就对其起因议论纷纷。在侵略者的枪口和刺刀下,任何真相都不可能被揭示,最终人们只能归结于是混合面不干净导致的。据王永斌先生考据,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2000年《北京崇文区志》出版前,而《北京崇文区志》所揭开的真相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次给北平市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事件,完全是日寇刻意所为。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并在天坛内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负责1855部队的细菌生产和细菌研制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部队十分庞大,定员1500人,除了占有天坛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很多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仅工作室就有100多间。该研究所研究并制造的“细菌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前者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十余种,后者包括布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球孢子菌等。1940年10月28日,由石井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带了七十公斤的伤寒菌、五十公斤的霍乱菌和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乘坐飞机到宁波市上空进行散布,未及三天就在宁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1943年的“虎烈拉”大暴发,也是1855部队犯下的罪行。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境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截至十月底,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当时,西村英二命令受训的250多名候补下士官,上街检疫,将染疫者全部羁留,然后烧死或活埋。仅据战犯长田友吉供认,就有300多名中国人被日军害死。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

  至此,“虎烈拉”大暴发的真相已经昭然天下。尤为可怖的是,1942年春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冀中被八路军捕获,据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和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

  视占领区如细菌战实验场,视占领区人民为小白鼠,这就是日寇鼓吹的“王道乐土”……近年来,一些为日军侵华暴行进行辩解甚至美化的言论,在国人中时有出现,除了“丧尽天良”四个字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给予什么样的评价,翻开那一段历史,每一行每一字无不浸透着斑斑血泪,任何人都无权蘸着这些血泪为那段历史描绘花边——任何人!

  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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