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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在长城地带走近被忽视的普通人


时间:2021-10-29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罗欣:走近长城被忽视的普通人。

《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欣。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侍从常游北,而龙虎台前是麦秋”。起于北京建德门,止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明德门,是连接大渡河与商都的桥梁。每年初夏,皇帝都会离开元大都,去草原上的开平城避暑。皇帝在路上游览的盛况在文人的诗词歌赋中经常被提及,但在对这条坡道的历史研究中,仍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和认定。

北京大学教授罗昕,中国古代史和边疆民族史专家,在法华年间沿着这条古老的山路向北旅行,经过龙虎台,经过居庸关,走在黑谷,穿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450公里,终于到达了商都,实现了十五年前的夙愿。“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从大都到上都》中罗欣的自我追问,成为他坚持这一艰辛旅程的终极动力。

虽然年轻时热爱旅行,但罗欣并不打算长期把行走的经历和感受写成游记。在专业研究的机缘下,罗欣阅读并喜欢上了旅行文学,这给了他写作《从大都到上都》的勇气和灵感。今年担任《远程翻译丛书》主编,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一批优秀的西方旅行文学作品。谈及旅行的意义,罗欣认为步行拉近了自己与当地的距离,从而获得了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与当地人相处融洽。

如果我年轻时接触过旅行文学,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

新京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初试历史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历史考查和历史行走有什么关系?

罗欣:我以前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原本希望能写点小说,向作家方向发展。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没有编故事的能力,尤其是读那些编故事编得很好的作家,比如金庸。我觉得我永远没有能力像他那样编造一个巨大的故事。比如《权力的游戏》的作者也是一个封闭的历史世界,但是你需要在这个历史世界里把每个人都设计好。我认为这是我没有的特殊能力。于是,在24、25岁的时候,我转向研究现实世界的历史。

有的历史学家是那种足不出户就能认识世界的人,有的则需要理论知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我属于后者。我没有能力在书房里了解外面的事情。我必须用我的眼睛去看它们,当我去过那里的时候,我会得到很多印象。除此之外,还和你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如果做机构研究,知道哪个州处于什么位置,有什么地理特征,与研究不太相关,但我做的研究与交通和地理条件有关。如果你没有去过现场,没有见过真实的场景,你对问题的理解还是很差的。

后来我成了一名年轻的老师,也喜欢带着学生到处走,直到这几年年龄大了,慢慢就不带学生了。

新京报:旅行写作在西方历史悠久。相对而言,直到最近几年,旅游写作在中国才越来越受到重视。你读了很多相关的作品,近年来也推动了西方旅行写作的翻译和介绍。这些西方游记对你的行走和游记写作有什么影响?

罗欣:当时我们和国际社会接触很少,能了解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当时我并不认为写游记是正确的方式,只是饭后的一种消遣。传统上,中国的旅行写作风格还不够发达。旅行写作在中国文坛没有一席之地。游记和散文从来不是主流。即使读了《徐霞客游记》,也会被视为考察笔记,而不是文学作品,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知道游记和小说是同等重要的文学类型,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会看一些专业以外的课文,发现游记很有意思。我经常去国外学习,逛书店的时候,我会拿起几本书看看。旅游文学几乎无处不在。当时我意识到这种风格在国外书店的比例太大,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阅读游记和旅行文学,但那时候,这只是一种消遣,我不想自己写。

偶然看了很多国外游记,包括旅行文学和自然写作。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比尔布莱瑟的《偏跟山过不去》(林中漫步)》,他在书中谈到了自己在阿巴拉契亚的旅行。他的旅行是失败的,他甚至没有完成他的旅程,但是他的书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位作家有如此高超的技巧,他能写出如此有趣的失败之旅。后来看了罗里斯特瓦尔的《寻路阿富汗》(中间的地方),更感兴趣了。我承认他写得很好,但我想我可以尝试这种类型的写作。从那以后,我逐渐形成了写游记的想法,并把它视为一种挑战。终于,在2016年的春天,我下定决心,要在当年的夏天,走完这段从商都到大都的路。

通过历史的行走,改变人与地方的关系。

新京报:毕竟出行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做很多准备。学历史旅游不同于普通的观光旅游,需要越来越认真的准备。这次从商都到大都的步行,你做了哪些准备?在行走的过程中,你没有预料到什么?

罗欣:从大渡河到商都的步行,我至少做了十年的准备,才付诸实践。那

十年,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中国北方的历史。我在身体上最合适做这次行走的时候,恰恰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从2004年到2012年左右,我在专业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上有巨大的冲动弄清楚这些专业上的问题,所以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但即使是那样的时刻,我也会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有意识地为未来做准备,当时就觉得我应该会在某个时刻走一趟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

  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包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行走一段路程,下午四五点钟就停步休息,在旅馆洗个澡换身衣服,坐下来开始写个几小时的笔记,记录下今天的所见所闻,这也是为后来成书做准备工作。

  但是,等我真正行走的时候,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首先,每天到了驻足处时间上已经很晚了,此外一天步行二十几公里是非常疲惫的。一开始,我还能坚持一大早就出发。中国古代的长城地带是最美的地方,拥有茂密的森林,空气也很清新。后来,到了早上我还是感到很疲乏,那时候的太阳也很晒,我在心理上非常抗拒,不想出门,四周环境也变得单调,全部都是黄土。对年轻人来说,睡一觉体力就能恢复,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身体上的恢复没有那么快。所以我就这样慢慢地做笔记,前期的笔记写得很细致,后期的笔记比较简略,有时候先睡一觉起来,再匆匆忙忙写几行字。甚至到旅行的最后几天,我都没有写笔记。

  我在文字里表达出了这种身体上疲劳的感受,这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阅读上的折磨,但是我觉得这能真实反映我的旅行感受。我开始理解那些我读到的国外作家的游记,他们真是在极其艰苦的绝境下完成了那些写作,我跟他们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我也特别能理解他们写作时,抒发痛苦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克制的。

  每个人的写作方式都是不同的,千万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只能把自己表达出来。我就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在获取历史知识的能力上,比专业外的普通人士稍微强一点。古往今来,有些人在歌颂长城的巍峨壮丽,另外一些人则在描写长城建筑让人望而生畏的一面,我不想迎合这种文学传统,更想展示长城的另外一面:生活在长城地带的边缘人物,那些长城内的蒙古人,以及长城外的汉人。在出发前我就做了资料上的准备,有计划性地接触这些人,和他们交流,尽量向读者展现出这些不被关注到的人群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新京报:在《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中,你提到自己通过这段行程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在你看来,考史行走和古代人的探险、现代人的旅游有什么区别?

  罗新: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去不同的地方考察,就像去市场参观一样,即使前往考古现场参观,也是受到组织的邀请,时常还有专人陪同,不用自己动手,更不会露营住在当地。别人把你看作是专家,一路上受到招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历史学者的一种特权。

  这就像你旅游的时候,当地人把你看作是游客,无非是想招待你,让你高兴,同时赚你的钱。而当你成为一个旅行者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你的身份变了,你的视角也变了,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也变了。

  作为旅行者的你,当地人只会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过路人,而你也会自然地关注起当地人的生活和处境。你和当地人的关系也变了,我们会一起聊天,分享各自的经历和兴趣。从大都到上都,我在一路上遇到了好多人家,他们看到我路过,甚至会同情这样一位上了岁数的人,背着一个大包,累得气喘吁吁。当我放下背包坐在路边休息时,当地的小店人家会主动地给我一个鸡蛋或是一碗方便面,并且特意嘱咐我这不收费。

  我走到南口镇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路人。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前往居庸关。不可思议的是,他说,这一带他经常走,反正也不远,于是就陪着我走了一个小时。和他聊天时我了解到,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对附近环境非常了解,看我也很熟悉这里,像是找到了一个知音,非常高兴地和我边走边聊,直到下午5点之他要去接上学的孙女,我们才分手道别。这种旅行中意想不到的相遇,以及相互间对待陌生人极为放松的心态,是你在都市生活中不可能经历的。这种平等、亲切的感觉真的很美妙。

  正是通过旅行,我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之前隔在我们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不见了,我获得了一种平视的观察视角,也获得了一种我与当地人之间的平等的相处方式。

  采写/李永博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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