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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钱永祥:同情心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引行动


时间:2021-11-19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专访钱永祥

同情心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引行动

如果说当下人们的同情,那就不得不提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网络技术似乎并没有像麦克卢汉等人所预言的那样促进生活在地球村的人类和谐繁荣,而是制造了“信息茧”,为反对提供了便利。在公开讨论中缺乏理性、和平和同情的对话是一个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

近年来,钱永祥十分重视“同情”在其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他的重点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还包括人与动物之间的跨物种共情。

虽然中西方公开讨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地域等不同话题的讨论往往会引发冲突,但钱永祥对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还是有信心的。慈悲最重要的意义是引导行动,只有在行动中慈悲才能显示出它的道德意义。

同情心,人类道德的进步史

新京报:在《摆脱共情》这本书里,耶鲁大学的布鲁姆大致区分了两种共情,一种是情感共情,一种是认知共情。基本上,他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受苦,我们是否与他有情感上的共情,还是在认知层面上虽然没有情感上的共鸣却“理解”他的处境?你如何看待“理解”和同理心之间的复杂关系?

钱永祥:不知道“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的细微区别。我会用一对比较传统的词:共情一般指的是“感同身受”,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词翻译成共情:我们想象别人的感受。这更像是一种认知能力,即我们可以认知性地进入一个人的情境中去理解他的感受。当我自己用“同情”这个词时,我是在说我不仅知道别人在经历什么,而且对别人的感受有“认同感”。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个人饿了,而这只是感同身受,我可能只是对他有多饿有一种想象,并试图去感受。但如果我感到同情,其中会有有价值的判断。比如我会觉得他可怜,需要我的帮助。同情与随后的行为动机有关。所以,完全有可能人的“同理心”往往不会导致任何实质性的行动,陷入困境的“同理心”对象可能还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

今天讨论的“同情”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心理能力,更是一种“道德”的实践能力,更确切地说,它也是许多道德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基础。我这几年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主要是受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的影响。她仔细分析了同情心,认为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而是包含了几层心理活动。首先,同情心有一个对象,一个特定的人和一个特定的动物,这意味着你关注这个对象,你已经与对方的情况建立了某种联系。“相见”是慈悲的重要前提。其次,同情的对象通常是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的人;对于那些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的人,我们不会有同情;第三,你认为这个对象遇到的不利情况是不公平的,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这充分体现了根植于同情中的道德判断,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善恶、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

新京报:那么在你看来,同情心和道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吗?

钱永祥:有很强的联系。同情心的道德意义首先体现在我们愿意去关注别人,别人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只有真正去关注别人的处境,才能有同情心。这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前面说过,我们在同情别人的时候,一定会用到一些普世的价值判断,这就构成了同情的道德理由。最重要的是,同情心指导我们的行动。道德强调行动。知而不行不是真正的道德。

所以,我会把慈悲放在道德哲学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动物伦理学。其实很多想法都和这个话题有关。动物伦理学的一个强大传统是彼得辛格在1975年提出的功利主义,随后是里根的康德式动物伦理学。我也从他们的角度寻找动物伦理的基础。但后来发现,动物伦理的争论在他们身上没有多少同情心。辛格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理性足以发现道德所需要的各种原则,不需要同情。因此,他认为一个人需要反对种族歧视的唯一原因是种族歧视违反了平等的道德原则。他同情黑人还是喜欢黑人并不重要。

大多数人关心动物的悲惨处境是因为它们的同情心。如果动物伦理学在讨论中不包括同情心,那就太正式了,与事实相去甚远。这几年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动物伦理的小书,试图解释慈悲的道德功能,希望能很快看完。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了彼得辛格的故事,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很不一样的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同情,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利益。在你看来,同情心是行动的最好理由?

钱永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虽然同情与道德密切相关,但道德不能在个人层面讨论。

德感情也并不是一种生来固定的全有或者全无的东西;道德更多是社会性的,道德意识、道德感情是会演化的。其实纵观动物的社会史,在不算很久以前,人们对待动物和对待人都是高度残忍的。在近代西方很多社会都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各种严刑峻法折磨犯人,同时西方也有很多用到动物的残酷游戏。但是随着社会演进,经过了几世纪的人道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改革,这些“暴行”慢慢地消失。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试图讲述的人类道德进步史,证明人类社会的暴力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减少。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的感性会跟着变化,能够想象其他人、其他生命的内心感受,能够对于陌生人、远方的人产生同情。我自己始终相信,社会的道德意识可以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进化,增加人们的同情共感能力。到那时候,同情心在道德生活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我们时代的“同情心危机”

  新京报:从近几年发生的公共事件来看,很多人都在谈“同情心的危机”。你觉得这个年代威胁人们同情心进步的因素有哪些?

  钱永祥:平克会认为,一个社会的同情水平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特征、形态相关。比如重商贸的文明,比重掠夺的文明要更有同情心。如果能够接触到多样化的人群,更多不一样的他人交流,就越有可能懂得理解和包容。不过,现在这个年代,全球化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人们之间的理解、同情非但并没有加深,在很多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全球化本身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造成了不少社群的动荡与牺牲。不同文化的人们相遇、交流往往带来竞争资源的碰撞与心理的威胁,很有可能造成猜忌、隔阂和冲突。此外,网络技术固然增加了人们的接触机会,但也将人们分隔成不同的群体,各自形成“同温层”,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新京报:去年在西方世界最引人关注的另一个有关同情心的事件,就是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美国的思想界因此发生撕裂。身份政治的冲突常常会让我们对人类的相互理解感到失望,缓和这些冲突的努力也非常棘手,因为它涉及我们如何处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动情的理性》中,你曾说平衡二者并非不可能,是否可以展开谈谈?

  钱永祥:诚实地说,这本书很多文章我写得比较早,里面的很多论证,在理论上可能成立,但时过境迁,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写作这些文章时的那种乐观情绪。我们这代人可能都受启蒙精神的影响比较深,我们会对人性、人类社会的进步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即便我们注意到人性的幽暗面,但依然对改善、进步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正如你所说,我当时用了不少力气,希望在理论的层次上平衡普遍和特殊的冲突,希望维持住多元主义,但是仍能追求普遍主义,不要从多元主义直接坠入相对主义,甚至于虚无主义。当时的心态或许是过于乐观了。尤其是这些年我看到西方社会难民、移民的问题,这种怀疑就更难以回避了。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同情的一个要素是对不同立场的人,都怀有一种包容、尊重的态度。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这种同情可能导致虚无的态度吗?多元是一个最值得坚守的“元立场”吗?

  钱永祥:在《动情的理性》里我也有提到,多元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相互容忍、承认差异的社会,这有利于人们培养同理心和相互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支持道德和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只是追求共识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立场都抱有尊重和理解,但是不能模糊“好”和“坏”、对与错。如果我们彻底地放弃这种价值排序,社会会丧失判断力。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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