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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一地鸡毛 中文系不遑多让


时间:2021-11-26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英文系一地鸡毛 中文系不遑多让

石如玉

新学期,在看吴珊卓主演的6集轻喜剧《英文系主任》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分享了一些笑话,期间朋友们多次纠正我把英语系说成中文系时的口误。某种程度上,这种口误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美国英语系相当于中国中文系。

作为一个在中文系学习工作了14年的文学研究者,在这短短的25分钟6集的时间里,我回顾了过去,思索了现在,或许还预测了未来(当然,我没有包括中文系系主任的心愿)。客观来说,剧集远非深刻或犀利,但确实呈现了当下大学校园文化和文学教育中最鲜活的场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评价体系。

  “传授”与“沉浸”,孰优孰劣?

在剧中,新老教师的任命贯穿了金允智博士短暂的行政生涯,反映了评价教师及其课堂教学的标准和体系。三个慢慢失去活力的老教授,工资最高,课程最少,学院想逼他们退休。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学习成绩呈上升趋势,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课程多,课堂气氛活跃,却拿不到终身教职。金主任在争取青年教师终身教职的同时,努力保住老教授的讲座席位。

在中国,虽然高校不会简单粗暴地用选课人数与工资的比例关系来衡量一个教师的价值和贡献,但琼汉布林教授“毁誉参半”的学生评价表也困扰着教师。如今,高校教师普遍不再认为自己应该拥有身份或思想的权威,但许多教师仍然觉得完全以学生的个人喜好E来定义自己的教学水平有失身份。毕竟师生关系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好恶包含着微妙曲折的非理性因素。教乔叟的琼被学生嘲笑为老巫婆和性冷淡。然而,当琼在图书馆外抓住给她差评的学生说:“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侮辱乔叟”时,路过的学生认为她很酷,想带她去上课。

教学方法或课堂效果也无法量化和标准化。该剧对不同教学方式的碰撞采取了非常戏剧化的手法:金导演结合了两位老师的“现代美国文学”课程,他们在同一个教室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教授Melville和《白鲸》。Elliot是一种老式的教学和说教风格,而Xiaoyaz是一种“沉浸式体验风格”。老师给学生上课,学生以说唱、爵士等年轻人喜欢的形式表达对《白鲸》的感受。埃利奥特这样描述亚兹:“她不想教他们,她只想和他们一起玩。”我们必须承认,他对亚兹的概括是准确的。

剧集没有对两者的教学方式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人文是关于“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教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师把自己呈现为“人”的过程,所以教师的个性会影响他们的教学方式。要求一个安静内向的老师保持非常活跃的互动教学形式,“和学生打成一片”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从文学本身来看,切入一部作品的方式多种多样,进入一部作品的过程也是分层次的。如果说直观、整体地体验作品的美和神秘是对文学的“结界”,那么拆解作品的结构、思想和生成过程就可以视为祛魅,这两者对于文学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必须指向不同的教学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即使是同一个人的认知和感受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读博士的时候,跟一群当助教的一起详细读老舍的《骆驼祥子》。那次讨论非常充分。学期结束,同学们都说这是阅读作品最深入、最有收获的一堂课。不过个人而言,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本科三年级的《西方文学理论选读》。只有5个选修学生的老师,把原版《牛津文学术语词典》逐字翻译、讲解、编排成段落,课堂单调、缓慢、安静。

  “文如其人”与“文以载道”,是否可能?

剧中的另一条叙事线索围绕着系主任比尔的未来展开。他在课堂上向纳粹敬礼。这个触及底线的笑话引起全校学生的反抗,宣告了他的“社会性死亡”,也使他失去了教学岗位。比尔在剧中是一个多面的人物。作为一名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非常充实。他非常负责指导学生,但同时他经常上课迟到。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吸毒成瘾,邋遢颓废,但同时又热情纯真,善于交际,这与历史上的梅尔维尔有着微妙的对应。在课堂上,埃利奥特用平静的语气讲述了梅尔维尔写给霍桑的亲笔信,这时一个学生突然问道:“难道我们不讨论一下梅尔维尔是一个家庭虐待者吗?”埃利奥特回应道:“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作者的梅尔维尔和他的作品。”这时,亚兹扫清了隔阂:“我们将这个问题留给我的课程部分讨论,我们也将讨论女性对他创作的影响。”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一直有“文如其人”的观念和“以文传情”的要求。因此,像李渔、宋徽宗或者张爱玲、周作人这样的创作者,在文学史上都是跌宕起伏的。另一方面,联系此前《飘》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因种族歧视被下架的一系列事件,比尔和梅尔维尔的处境也是一个新问题,即取消文化的兴起。归根结底,这个新旧问题是一个文学与道德的宏大命题。

剧集没有意图,无法回答这个永恒的命题,我也无法回答,学生对梅尔维尔的陈述可能是事实,但埃利奥特的陈述不能视为诡辩,亚兹的解决办法不是取消问题本身。三人的陈述共同揭示了我们目前真正面临的“道德困境”:当我们告别古希腊大众时

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分离的城邦政治,也告别了“士农工商”秩序分明的等级社会之后,也就告别了以“身份”锚定自身坐标的单一伦理道德体系。文学和文学创作者的任务,或许并不是为这个困境找到解决的办法,更不是制造困境并不存在的幻象,而是诚实地记录和再现困境及困境中的人类。

  此处,还有读者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变化更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在古代社会,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文字书写的典籍,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由教育普遍匮乏、识字率普遍低下、印刷技术原始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此时的文学艺术必然是被人仰视的。随着教育日趋普及、印刷出版愈加便捷,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即时开放传播平台的发展,文字的权威性逐渐衰退,人们看待作家这一以语言文字技巧谋生的群体,便也逐渐趋于平视或俯视。仰视容易制造光环,俯视容易滋生冷漠,“同情之理解”正是最为困难的角度与态度。我自己亦有小小怪癖,“知人论世”本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题中之意,但我私心并不喜欢看作家传记,因为人总难免有无聊庸常甚至卑琐的瞬间,看见了便难免厌恶、遗憾甚至痛苦。可见在中文系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也尚未达到“同情之理解”的理想境界。

  写到此处想起了另一部与文学教育有关的著名电影《死亡诗社》。如果将其与《英文系主任》略作比较,并不难注意到,30年过去,叙事重点由文学本身转移到了与文学有关的人与事。这似乎也隐约提示着文学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我与一位研究电影的好友时常开玩笑,小说是19世纪的主流艺术,电影是20世纪的主流艺术,而21世纪的主流艺术应该是游戏,不懂游戏的我们都将被送入历史博物馆。

  但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惋惜或愤懑,“主流”指向的只是一个处境,而处境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要素。作为教授文学的人,我们只是为他人走进文学提供更丰富的路径,正如比尔在被免去教职时所说:“从事这份工作时,你总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你试图占据一个迥异的空间。”但如果他人觉得这条小路十分荒僻无趣,似乎也无须强求,毕竟文学只是认识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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