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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时间:2021-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文学上的巴黎圣母院和建筑上的巴黎圣母院

多年来,巴黎圣母院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而这些作品也赋予了巴黎圣母院永恒的文化力量。

蔚县

观点摘要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一句话非常精辟:“一个杀了另一个”,法语叫“颜后君图埃拉塞拉”。这是什么意思?雨果认为书籍可能会杀死建筑,也就是说过去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籍杀死。因为,书籍的诞生,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文艺复兴创造了社会。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本书,将彻底取代石头教堂。

今天需要再次提到雨果的问题:书籍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大大削弱了书籍,扼杀了阅读。那么,手机会杀死一切吗?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有杀死石头巴黎圣母院。这“一个杀了另一个”是雨果提前给世界敲响的警钟。

众所周知,巴黎圣母院,塞纳河上的一座建筑,后面跟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对我来说,我先读了雨果的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然后看到了巴黎塞纳河上雄伟的圣母院。

我第一次参观巴黎圣母院是在1988年。在我亲眼看到巴黎圣母院之前,是雨果的小说让我对这座大教堂有了美好的想象。我脑海里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无法摆脱:“建筑艺术的奇迹”、“巨石的交响乐”和“工人们用千百种形式表达的想象力”。当我去实地考察时,巴黎圣母院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壮丽、雄伟、壮观,这真的让我震惊。

从各个方面看,都让我有不一样的感受。看前面,威严如金刚,而看后面,神奇如天使。从两面来看,都极其精致复杂,毫不夸张地说,非常精彩.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幸运的是,今天的照片、明信片、电视电影和互联网都充满了它的实用身影,这可以让我避免在这里画蛇添足。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所谓“野蛮”的哥特式建筑,建于中世纪,其风格从早期的罗马式圆形教堂转变为更高的地方。正门一般有三个门,中间一个直接进入正厅,是做弥撒的地方。有走廊、中殿、礼拜堂和耳堂.里面有许多艺术作品,如玫瑰窗、圣徒雕像、圣经故事的绘画.几次参观后,我看得更多了。

当时我正在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做博士论文,以法国诗人克劳戴尔为研究对象。克劳戴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诗人,在中国做了十多年的外交官。1886年的平安夜,这位年轻的诗人走进巴黎圣母院观看弥撒,站在大厅右侧的第二根十字柱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着巨大风琴奏出的浑厚庄严的圣歌,感受到了灵魂的升华.

或者回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当然,雨果29岁写的《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杰作。只有四个主要人物才能让它永远出名:埃斯梅拉达,一个年轻、美丽、活泼、热情、天真的吉普赛女孩;卡西莫多,一个丑陋、凶狠、善良、孤僻的敲钟人;虚伪、虚伪、聪慧、博学、内心扭曲的副主教克劳德;还有那个英俊、浪漫、轻浮、卑鄙的警卫队长。

年轻的时候只想着快读,三四天就迫不及待地读完一本厚厚的书。听说《巴黎圣母院》第三、五卷不需要读,因为和剧情无关。我就是这么做的。后来很多年后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发现错过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

那些章节确实在故事之外,但作者谈到了他对法国文化、巴黎圣母院、建筑艺术、巴黎社会和整个巴黎城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小说家都会以惊心动魄的方式写故事,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英雄业绩,然后突然就会换笔跳出情节整整一章发表自己的见解。雨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们阅读《悲惨世界》时,会发现他在故事之外谈到了拿破仑和古希腊社会,这可能是八万英里之外的事情。但是,如果跳过这些章节,就会对我们理解作品造成伤害,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或读懂雨果的思想。

大概是因为这样,雨果把小说命名为《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驼背的圣母》或者别的什么。在我看来,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或者推而广之,那个时代人们的命运,是与巴黎和圣母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大教堂其实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把吉普赛女孩从卡西莫多救出来,藏在圣母大教堂。有了圣地的严格规定,没有人会把她带走。圣母院被围时,卡西莫多让熔化的铅液从圣母院顶楼倾泻而下,阻止民众进攻;最终,卡西莫多识破了副主教的虚伪,把他高高举起,从圣母院的高处摔了下来.

雨果曾说,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壮丽的石头交响曲,是人类和一个民族的辉煌杰作”,“每一块石头都充分展现了工匠的奇思妙想和艺术家的天才的完美结合”,“这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像上帝的创造一样强大多彩,仿佛从上帝的创造中窃取了多变和圣洁的双重特性”。

除了在作品中对圣母院本身的详细描述外,雨果还对圣母院的一些装饰风格进行了批判,指出造成圣母院各种破坏的因素有几个。他在七月革命后的1831年完成了《巴黎圣母院》。第二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向破坏古迹的人宣战》的文章。破坏古迹的人是谁?在他看来,那是当时的巴黎当局。当时的巴黎当局不得不规划城市的发展,厌恶旧巴黎而建设新巴黎。

。为实现这个目的,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提出了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整体规划:拆除一些建筑。雨果的看法跟当时的长官意志有冲突,他觉得古迹应该保留下来,而不是拆掉。于是,一个作家,就把认真保护圣母院之类的问题特别认真地提了出来。

  现在看来,当年的雨果是相当明智的。他提出: “从中世纪艺术遗迹上,可以分辨出三类不同深度的创伤。”第一种,时间,这个好理解,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让建筑留下伤害,表面会裂纹满目、锈迹斑斑。第二种是政治革命或宗教的革新,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也曾相当厉害,而巴黎公社期间则有好多寺院被烧毁。这些盲目而狂暴的破坏,汹汹而来,撕碎了古建筑的华丽外表:拆毁圆花窗,砸烂小雕像……第三就是时尚。雨果认为:时尚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可笑,从文艺复兴时代种种杂乱无章、一味追求华丽的风尚开始,建筑必然走向衰落。雨果甚至尖锐地指出: “时尚的破坏是深层的,它能攻击艺术的骨架,伤其筋骨,对建筑物进行裁割、切削、肢解和杀戮。新的时尚问世,会对建筑物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间和革命却没有这种奢望。”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这个杀死那个”是历代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最早,大概就是石头的教堂,随后是书本,后来是报纸、杂志,再后来是电影电视,现在当然是手机、互联网等,一个会不会杀死另一个?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

  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往往会联想雨果的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过,看巴黎圣母院之前或之后,可能会做功课去读一下,也就是说,著名的文学作品也会促进我们作为旅游者对古迹的参观和联想。

  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有了这一警钟的长鸣,人们恐怕会做得更明智,会让这个养育另一个,这个促进另一个,这个激励另一个,这个繁荣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是应该留下来的,而且,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建筑上的代表作,它们存续下来,会让后代意识到历史的脉搏就跳动在那些石头、木头、钢铁、玻璃的建筑中。《巴黎圣母院》就总结了巴黎的历史建筑: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时代有杜伊勒里宫(后来烧了);亨利二世时代有市政厅(曾被烧毁,重建后依然还在);亨利四世时代留下了王宫广场;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现为陆军总医院);路易十四时期有残废军人院(现是军事博物馆);路易十五时代有圣絮尔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时代留下了先贤祠(为共和国伟人设立的公墓,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都埋在里头);拿破仑时期有旺多姆广场。

  以上是雨果总结的,在他以后,我们不妨替他总结一下。七月王朝开始建造了凯旋门;第二帝国时建有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有了埃菲尔铁塔,铁的塔,象征一个钢铁时代;进入20世纪,有大王宫、小王宫;戴高乐时代,中央菜市场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场的热闹景象,只能在左拉的作品中重温了;蓬皮杜时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厂),是现代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克时代应该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它延长了从小凯旋门到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密特朗时代是“四本书”造型的国家新图书馆……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把雨果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奈瓦尔的一首诗《巴黎圣母院》翻译成了汉语。

  译文如下:

  “圣母院够古老的了,或许人们将看到它

  有一天埋葬当年它曾看着诞生的巴黎;

  但在千年之后,时间将让那笨重的骨架

  犯下过失,就像一条狼让一头牛顿失前蹄,

  扭曲它钢铁的神经,以一副聩昏的利牙,

  忧愁地啃噬着它岩石构成的古老骨脊!

  来自大地上所有国家的众多人们

  将前来此地把这威严的墟景瞻仰,

  并且想入非非的重读维克多的书;

  会以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

  就这样又长又方,雄伟壮丽,巍峨精神,

  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个死人的影障!”

  我是1990年代译的这诗。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有人又找出了这篇译文发在网上,并告诉我说,余老师,你多年前译的东西还挺好的。我想,确实很好,它很应时地回答了“这一个杀死那一个”的问题。

  我总在傻想,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看不到巴黎圣母院原来的样子,有些部分会倒塌,有些部分会面目全非。但我们站在它面前时始终会想到,有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还在,它的魂还在,这就挺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法语文学翻译家)

  相关链接

  1903年,鲁迅第一次把雨果小说带入中国

  即使一生没去过巴黎的人,也会从书中知晓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这座塞纳河畔辉煌雄伟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完工,距今约800余年的历史。圣母院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也成为感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群演绎了一幕幕美好的历史过往和传奇故事,也见证了近代史中不少重大的节点,甚至见证了贝多芬与拿破仑的反目;与此同时,在雨果那段回肠荡气的文字记载之外,“纸上的巴黎圣母院”也与不少中外文化名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勾连,甚至和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作者、与鲁迅先生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23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的启蒙精神浸润,法国人民心中燃起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然而自由与平等很快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的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很快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但是,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恰恰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则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曾朴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把作者雨果译作“嚣俄”。这个译名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而是来自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他将作者署名译为“嚣俄”。要知道《哀尘》是雨果的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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