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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时间:2021-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多元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没有史诗”曾是许多中外学者接受的命题,但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古诗词中一些题材严肃、风格高尚、具有民族精神的作品也属于“史诗”范畴。在过去的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是对诞生于西方古典语境中的史诗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史诗”转向另一个关键词“中国”,围绕中国是否有史诗的争议将彻底解决。

事实上,在以往关于中国是否有史诗的讨论中,作为讨论对象的“中国”基本等同于中原地区,因此这一命题也可以转化为“汉族无史诗”或“中国语言文学无史诗”,而我们今天认同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概念早已超越了这一狭隘的定义。在“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缩影”的前提下,显然应该把属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各民族文化传统纳入视野范围,来讨论中国是否有史诗。那么,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存在,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没有史诗的命题,而且它们流传至今的“活态形态”,使它们成为了解史诗源头和本质的活标本,甚至有助于我们对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维度之一的口头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不同于其他著名的古代史诗如《吉尔伽美什》 《摩诃婆罗多》 《罗摩衍那》 《伊利亚特》 《奥德赛》 《格萨尔》 《江格尔》等已经被文字固定的古代史诗,我们的民族史诗如《玛纳斯》 《格萨尔》都属于“活形态”史诗。所谓“活的形式”有两层含义:首先,《格萨尔》等民族史诗在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同时,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得到广泛传播和传承。史诗不仅存在于供读者阅读的文字中,还活在艺术家说唱、听众聆听的生动朗诵场合中;其次,史诗体现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独创性和无尽的创造力。随着不同艺术家的每一次说唱,这部史诗的长度不断增加,内容也不断丰富。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不能被书面文本所限制和“标准化”。正因如此,藏族史诗《格萨尔》成为世界上现存行数最多、篇幅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是在以口头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语境中产生的,这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以书写和印刷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书面表达并不熟悉。众所周知,藏族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字文化。自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以来,在长期的历史实际运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文献,成为中华文明文献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高度发达的藏文书写文化主要发展在全国各地的政权中心和寺庙,而在广大农牧区,和平解放前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一直较低,口头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些地方的主导文化语境。因此,通过《格萨尔》的样本,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口语文化与青藏高原牧区口语语境的互动关系,全面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维度——口语文化。

艺术家口头说唱的传播和扩散,当然是《格萨尔》口头文化本质的最重要体现。此外,史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特征也反映了口头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逻辑。在剧情和内容上,与人们对“英雄史诗”的普遍期待不同,0103010充满了对战斗场景的描写,但总体来看,人物之间的打斗比例要远远高于战斗场景。一方面,当双方在战场上面对面时,言语上的对抗甚至比武力夺龙的战斗更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立场基本一致的人,往往会在各种大小事务上展开激烈的口水战。在场的所有人,不分性别、年龄、资历,都通过高超的口才表达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自己广博的知识。这反映了游牧高原社会“能说会道的人是领导者,灵活多变的人是仆人”的说法。德高望重的英雄人格,既要有英勇善战的品质,又要有能言善辩的品质。普通社会成员也应该通过展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来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赢得社会认可。由此可见,以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所赋予的理想人格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口头表达能力的社会文化价值在这两种文化氛围中也是不同的。

史诗中很多人物的语言表达能力主要是通过歌词来呈现的,歌词的主体部分一般用来说明原因和观点。不同于写作文化中列举理由、详细分析、逻辑推演等推理方式,这部分歌词主要由一系列类比构成。抽象的真理被具体化为各种自然对象和日常人员,与一个真理相匹配的类比少之又少。无穷无尽的广泛类比创造了一种像水星一样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会立即影响听者并说服他。说服的力量与其说在于类比的恰当性,不如说在于英语口语中连续类比所产生的强大势能以及语言对听者感官的直接影响。可以看出,作为信息载体,口语文化中的语言与书面语文化中的文字在性质和意义上有着细微的区别:口语文化中语言本身的本体性更为突出,而书面语文化中更强调文字作为中介承载思想的功能。

这种差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由声音符号组成的系统,文字是有形的符号系统。在思考口语的基本特征时,我们必须把它的时效性放在首位。口语只存在于说话的特定时间点,声音与时间共存,不可能在当下时间之外。和时间一样,声音也具有单向流动的性质,不能凝固成停滞的瞬间,一旦发出就不能收回或倒转,也不能像录音设备出现前的时间一样复制。相比之下,文字通过文字记录将信息固化为有形的存在,从而在空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使得文字不像声音那样具有时间敏感性。文字可以追溯,可以查阅,可以检验,也正是基于此,才有可能在书面文化中发展出注重逻辑和分析的抽象思维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案例。

萨尔》在结构组织等方面的一些特征。阅读《格萨尔》,特别是基于艺人说唱记录整理而成的《格萨尔》说唱本,会发现一些十分明显的特点,在书写文化中浸淫已久的读者往往视其为缺陷,比如说,故事情节枝蔓较多,主线不甚突出;相似情节重复出现,节奏进展缓慢,有时似乎停驻于某一情节而迁延不前;人物众多而庞杂,大量次要人物无明显性格特征,其出场似乎仅仅为了唱出一段特定的唱词。

  理解《格萨尔》的这些形式特征而不是基于书写文化的偏见而简单斥其为缺点,就必须结合口头语言与时间共生这一本质,并联系口语文化中人们的某些思维特征与文化逻辑。首先,由于声音转瞬即逝、无迹可寻,在口语文化盛行的社会中,人们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延续族群认同,就必须不断复述关于自身族源和谱系以及所生活之地的地望特征、地方保护神灵等等对于赓续本族群文化血脉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同时也需要在反复灌输中传递族群特有的价值观、道德和信仰。这就决定了,所有人物无论处于何种场合,每段唱词中都要重复上述信息,并表达某种价值观和信仰追求,而大量功能性人物的设置和反复插入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其次,史诗通过艺人讲述、听众聆听的说唱场合达到信息交流,听众摄入的是当下接收到的信息,在艺人滔滔不绝说唱的情况下,听众几乎不会有回溯之前已听到过的信息的时机,因此,遵循主线并不是叙事第一要义,在书写文化中被视为叙事大忌的重复在口语文化中也并非冗余,反而是语言丰裕充沛的一种表现。再次,在说唱场合中存在艺人和听众之间一定程度的互动,当艺人发现某段说唱引起听众强烈兴趣时,会以更为丰富、生动语言进一步延长该段落篇幅和充实其内容,对于听众而言,这些段落具有无尽的趣味和吸引力,但是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时则会发现其不合比例的长度以及情节的停滞。

  可见,将《格萨尔》置入产生它的口语文化语境当中,不仅会对史诗本身及其活形态特征产生更为贴切的理解,也可通过口语文化的活标本《格萨尔》窥斑见豹,增进对口语文化这一长期被书写文化遮蔽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模式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格萨尔》等活形态口头史诗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口语文化的独特内核与表征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滋养下所形成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巨大包容力。

  诞生于中国不同民族游牧社会的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瑰宝,所承载的口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中与悠久书写传统并行的另一条重要文明线索。从资本主义大规模对外扩张到当今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数百年间,世界文化多样性呈现不断减损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格萨尔》等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在中华文化内部保存完好且仍在传承和发展,这无疑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多元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重大贡献之一。

  (作者:王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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