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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公益诉讼为文物保护探新路


时间:2021-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民事公益诉讼是保护文物的新途径。

【资政场】

11月19日,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盗窃、损毁古建筑构件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敲响了全国古村落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第一锤”。

古建筑、村落属于文物保护范畴,故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属于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种诉讼成为文物保护的法律救济,是在现有法律规定基础上不断探索的结果,并不容易。

文保领域民事公益诉讼发力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造成文物灭失或者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主体尚未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和主体资格,即“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就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文物保护并未明确纳入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因此,文物保护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仍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

2007年,有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龙门石窟丢失的两颗佛头,但由于主体资格问题,进展并不顺利。2014年,在郑州市尚洁区下窝镇马姑村建设工业园,拆除故居、教堂等5处文物。2015年9月,某民间环保组织将麻姑村村委会、尚洁区人民政府诉至法院,要求保护遗址、重建文物等。以直接拆除文物和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本案虽被视为我国首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但原告以环保名义提起诉讼,显然考虑到现行法律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主体资格的限制。

事实上,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纳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也可以是此类诉讼的主体。不乏现有的法律依据:看上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立法精神,“等”字在本文中显然是一个说明性的不完整列表,应该解释为“etc”。而文物是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所以破坏文物的行为。

针对因建筑、盗窃、走私等造成文物破坏事件频发,以及上述文物保护立法不完善导致民事公益诉讼难的现状,近年来,在党中央“扩大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指导精神指引下,司法界积极探索拓宽途径,尝试将文物保护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特别是检察机关勇于探索,充分利用现有法律依据,为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铺平道路,积极开展相关诉讼,如金溪县的诉讼。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曾指出,虽然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的特殊领域,但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利用好现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加强保护,对一些涉及法律领域的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探索公益诉讼、加强保护。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0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各地近年来还发生了其他类似案件,如因青海省海西州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发掘案对孙等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因中国绿色发展协会郑州某房地产公司、结算公司破坏古墓葬案等民事公益诉讼案。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在文物数量巨大,以行政保护为主但力量不足的现状下,这起诉讼可以激励和团结各方参与文物保护,减轻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压力,丰富和拓展文物保护的途径;通过诉讼,破坏文物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助于惩治和遏制各种肆意破坏文物的行为;利用诉讼请求权,可以制止侵权、排除障碍、排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使涉案文物得到抢救、修复或价值补偿,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构建文物保护多元共进格局

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充分发挥其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还应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立法明确将文物保护纳入民事公益诉讼范畴。如前所述,目前法律并未明确将文物保护纳入民事公益诉讼范围,使得此类诉讼难度较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得到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力制度支持,未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时,可以将文物保护界定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个特殊领域。

逐步扩大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范围。“文化遗产保护是属于全社会、全民的理性公益活动”,因此文物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应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广泛参与,使文物保护能够形成多元共进、共同努力的格局。目前,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主体一般为检察机关,其他主体很少或没有,主体范围相对狭窄。今后除授权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外,还应明确授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提起诉讼。时机成熟时,可以允许公民个人提起相关诉讼。

建立健全文物损害赔偿机制。在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费用。其中,赔偿费用涉及文物损毁价值的评估鉴定,不易操作,容易出现量化偏差,是当前实践中的难题。因此,应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标准,建立严谨规范的评估方法,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目前,损害赔偿是补偿性的,为了惩罚和防止文物的破坏,今后应重视惩罚性赔偿机制的适用。《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尖瓯

制度。”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尤应如此。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应注意将赔偿幅度与被告的主观恶意程度、文物的文化价值、文物损害结果等因素关联起来,并足以对文物损害行为产生威慑力。

  鼓励一般社会公众提供案件线索,拓宽案源渠道。可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一般社会公众对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向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组织提供相关案件线索,由此扩大案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事公益诉讼对文物保护的作用。

  加大案例创制和发布力度。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应加强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创制工作,并提升案例公开度。通过案例宣传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震慑和警示潜在的违法者,同时发挥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规范司法机关的办案行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作者:曹奕阳,系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基层与地方治理法治化”课题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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