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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简牍中的社会风貌


时间:2021-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东汉简牍的社会特征(考古中国)

1996年至2011年,长沙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共出土竹木简牍6批。1996年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和1997年的九如寨东汉简是最早的,2003年前后出土了走马楼西汉简和娄东派东汉简。2010年的武夷广场东汉竹简,2011年的尚德街,都是意外收获。

长沙五一广场自古以来就是长沙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崛起,在今天的五一广场周围建城并初具规模。秦之初,这里设立长沙县,是全国36个县之一。公元前202年,西汉在这里建立了长沙国,并在今天的五一广场地区新建和扩建了长沙城。1003010年,长沙州辖临湘、益阳、湘南等十三县。临湘为都,宫室仍设在五一广场一带。可以说,长沙建城2000多年,城市的位置没有改变,皇宫办公的位置也从未改变。如今,分批寻找竹简是合理的。

丰富了竹简遗存的类型。

东汉以前,竹简相对较少。除了汉代西北守备等地的零星简牍,还有东汉初期的日期,或者东汉以后的简牍,根据语言和文风推测,东汉中后期的东西很少。因此,武夷广场地区连续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竹简非常珍贵。

这些竹简的埋藏环境基本相同,都来自古井(坑),从而丰富了出土竹简的剩余类型,——个坑简。它与遗址滑动和墓葬滑动站在同一立足点上,呈现出“井喷”趋势,这种趋势在数量上来自后面。据统计,目前我国出土的简易坑(包括残简)约有16万个,占简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古井与古代官职有关,从内容上看,井坑竹简主要是行政、司法等政府文书,与墓简中较为显眼的“古书”竹书有较大区别。正是这种实用性强、内容各异的政府公文竹简的分批出现,才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今天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近20年来,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也引领了秦汉、三国、金代社会史、经济史领域的学术研究。

武夷广场2010年出土的东汉简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它的年代比较明确,基本上是东汉中期和汉武帝(公元88年)至安帝(公元125年)时期。东汉出土简牍6862件,是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占东汉简牍总数的3/4以上。这些简牍形象地反映了公元100年前后长沙县临湘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三国走马楼至吴简“湖南简牍文书群”序列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中期简牍的重要样本。

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俗。

《五邑夺》是长沙县临湘县法院办理各种行政司法事务的文书。有长沙县太守府直接下发或转发的下行文书,县内县与县之间的平行文书,临湘县上报太守府的文书,比东汉其他类型的史料更全面、更细致、更生动。通过全方位的研究,可以还原东汉中期临湘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现许多历史细节。

例如,每当发生旱灾和水灾时,朝廷就会颁布一些诏令或法令来保护粮食生产和供应。两份摘录

从一些纸条上也可以看到,在向国家纳税期间,当地还会在一些平时不易监管的交通要道设置临时公安岗亭,保障交通。为了禁止食物浪费,也有相关规定禁止私人酿造、私人销售和集体饮酒。五一节,常见的是对“黍(玉米)酿酒”的官员和民众的处罚,违反者“罚款两两”。

东汉中后期,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从5月1日的竹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难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客居或原籍占据户口,即“跟随他人占据”。这也是安抚难民、增加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五月天简牍还可以与之前走马楼的西汉简牍和之后三国走马楼的吴简牍进行纵向比较,从而看出这一制度的演变。

新材料必然会带来新知识。

竹简形制是竹简本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五一竹简包含多种完整的实物形态,如竹简、竹简、印章等。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简牍和文献类型,可以作为相关简牍和形制的样本,也启发了我们的认知。

比如,与众不同的“何仪”。这类文件因密封方式和用途不同,可分为印章、木板等两种类型。麻是上下两块的结合。居延汉简无麻。学者曾推测,麻须把文件写在两块大小相等的木板上,然后用文字把脸重叠起来,再把绳子包起来,把泥封起来。5月1日,简某提供了物证,上面的字自署名为“何八”,从而证实何八实际上是将小木板“镶嵌”在大槽木板上,然后涂上腻子。

有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竹简。比如“军角”木简。这是一种宽大的木筏,分三栏书写,上面一栏写着“军交”字样,题字“傩”类似花体,下面一栏写着“白”字样,即直接向行政长官报告而不转发的文件,“傩”是行政长官同意后作出的指示。这种简牍在东汉以前的简牍中未见,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多次出现。还有“技能”标志。这种标志只能在东汉简牍、五一简牍、三国吴简、金代楼兰简牍中找到,可以证明东派楼简牍类似内容的标志中的“本”字是“技”的省略。五一简牍中“技在其中”的表述和《汉书地理志》1《史记》中的表述是一样的。

事在某篇”“事在某传”等记录方式相参照,这应该是“史家写作”和“日常写作”相互渗透的结果。同时,“君教”木牍及“本事”类签牌只见于东汉及以后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说明,东汉时期的文书样式更趋于成熟和程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考古工作者还第一次发现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见木俑多见于墓葬,而此“像人”木俑却与司法程序相关。该木俑“呈站立状”“整木雕成”。五官仅雕出轮廓,分腿站立。保护人员在对木俑进行脱水保护时,发现俑人身上多个部位有墨书的字,比如左耳后写有“创一所”三字。研究者认为木俑和爰书一起上报是当时公堂审案的一种方式。在木俑身上标明各处创伤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验断案。

  虽然多为废弃的简牍,但与其他东汉简牍“散乱”的特点不同,五一简是可以编联的,因而更具系统性。尤其是木两行简,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好,从所存的标题简和册书的首简、尾简及可关联的简文观察,大约存有100余份册书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内容。有的竹简残断严重,但也是可以编联的,通过开展更多的缀合、编联工作,即可恢复出其原本为册书时的大概样貌。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目前五一简的整理和资料刊布工作已将近过半,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册书复原语境下综合研究的持续展开,必然推进东汉社会的官僚管理体系、司法程序、文书制度、名物训诂和语言文字等研究,从而使略显零散的简牍摆脱“碎片化”的困境,发挥出其蕴藏的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杨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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