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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躯


时间:2021-12-27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著名学者、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是近代进步思想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30年前(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决心一生救国救民,救国救民。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开导自己,开导自己,促进教育,而语言是教育的基础。自汉语拼音运动以来,几代知识分子为汉语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陈望道起到了开拓和引导的作用。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他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革命救国”的心路历程,最终确立了以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学术抱负。他深刻认识到语言与思维表达、语言生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语言的运用,即正确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极其重要。”“语言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是否正确,处理是否得当,往往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步改善,变得更加光明,我们要争取正确和恰当。”同时,他把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他说:“我们认为语言建设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部门,也是一个基础部门。如果这个部门的建设工作成功了,就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建设工作。这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陈望道从事中国现代化事业,从1918年《标点的革新》出版,一直到去世,历时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文化运动到大众语言运动之前,他致力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探索民族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一致性;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俗语言运动致力于建设国家通用语言,建设新文体,倡导汉字简化,推广拉丁新文字;第三阶段,建国后,为新中国语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对中国语言现代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主要从通用语言、口语体、简体字、音标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推广共同语言。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即建立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准。在这个过程中,陈望道进行了许多理论探讨。从1921年开始,陈望道就开始研究方言的吸收、外语、欧化等问题,长期关注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在1934年关于通俗语言的讨论中,他明确指出“通俗语言是人们能说、能懂、能写、能读的语言”。通俗语言的目标是实现语言与文字、书面与口头、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在普通话正式确立之前,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内容、性质和功能所作的全面、科学的解释。

他辩证地看待国家通用语言和方言的关系。普通话一定不是“各种方言、方言的妥协”,而是“最流行的方言”。它的基础原本是一种地方方言,但却是一种通用的地方方言”,即提出了汉族通用语言中有一种基本方言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普通话的发展方向,“普通话能够更快地形成通用、生动的公共语言,能够迅速获得摒弃一切地方方言的资格。"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建立科学的普通话表达和规范普通话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10月,陈望道出席第一次全国字改会议时,提出“普通话”的定义表述为“以北京话为标准”,这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按照这个说法,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定义只是“取消”普通话。它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紧急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来讨论修订问题。会议最后确定“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汉族通用语言”。后来,他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并做了总结发言,进一步说明普通话定义的正确性。

第二,提倡口语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创造新文学新文化。陈望道引领时尚。1920年8月,他用白话文成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宣言》中文译本。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得益于翻译术语的中国化、通俗化和现代化。

当时社会迫切需要指导白话文的写作。为此,陈望道写了《作文法讲义》 (1922)》,这是中国第一本专门讲解白话文写作方法的书。后来为了帮助新文学运动和汉语的新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写成了《修辞学发凡》 (1932),成为中国第一本系统兼顾古今语言的修辞学专书。

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为了反对“文言复兴”,进一步改革白话文,组织发动了“大众语言运动”。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1030101《建立大众语文学》 《大众语论》 《文学和大众语》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明确指出“通俗语言”必须“统一于语言”。“统一或统一化的程度,不仅仅是所谓的字‘清如字’,而且书面语也必须慢慢地做到言出必行的地步。”“未来流行文字学的基本形式一定是短语学,英语是流行语言。作文的语言是语言和语言不分离,即语言是统一的。”这也是对语言的社会属性和交际功能的阐述。与此同时,《太白》杂志开创了“科学随笔”的新风格,形成了新的潮流,为通俗语言的写作做出了探索和尝试。这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最后一场较量。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崇尚文言文的社会潮流,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

第三,促进词语的简化。他是陈望道简化汉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主张汉字改革,但不赞成废除汉字。汉字的使用要求“简体字、简体字印刷”,主张“平民社会常用的简体字”和“各种正式文章中使用的简体字”,“使写作更容易,学习更容易。”他向韩求婚

字使用的三原则——“简(笔画简单)、便(书写顺便)、明(明白易认)”,这也是文字简化的科学原则。

  1935年,陈望道组织200多位文化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名提倡手头字(简体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并在他主编的《太白》刊物上率先使用。在当时广泛的社会反响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然而次年就“夭折”了。“手头字”的历史成果最终为新中国的简化字所吸纳。

  在文字形式的改革之外,采用新式标点、实行横式书写,也是陈望道很早就提倡的:1918年撰写《标点之革新》,1919年致信《新青年》,发表《横行与标点》提出汉文横写的新要求。他指出传统书写“文不加点”带来的明显缺陷,并指出标点革新比起文字改革更应先行着手:“文字本身究宜改革与否,关涉綦多,不易猝断。……则革新标点,其事又重且要于革新文字者矣。”而“革新标点,有宜先定者一事,则文字之纵横行是也。”这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标点和横行现在已习以为常,而当时的倡议则是一项重大而艰难的革新。

  第四,推动注音的字母化。卢戆章揭开了汉语拼音和注音识字的帷幕,后来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绠走出了一大步。然而,前者的半汉字符号和后者的过于专业化都不利于人民群众学习掌握。拉丁化新文字在工人扫盲中应运而生。陈望道大力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使用,是汉语拼音化的倡行者。1935年他同683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至抗战时期,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他到难民所开展扫盲、普及教育,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教学积累了历史经验,更是为汉语拼音推广培育了群众基础。同时,陈望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首次考索了明代以来汉语拼音文字的历史和理论,撰写成《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他自己也研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并参与拟定《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他在《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一文中对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国的成因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一是因为文章上复音字的加多,二是要使大众都能很快地知道文章的内容,三是我们对于文字记音的精密化的结果,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汉字进步的结果。同时也纠正了文字改革中废除汉字之类的提法。

  1957年末,根据周总理指示,他组织并主持上海文化界人士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归纳了同意采用拉丁字母的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基础,用作汉语拼音字母历史长、传播广;二是群众基础,是世界最通行的字母。同时明确表示该方案只是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方案,不主张废除汉字。这为后来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了准备。同时以上海语文学会的名义举办了“汉语拼音展览会”,向公众宣传、推广汉语拼音,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陈望道认为语文改革和建设既是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是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展现了“经世致用”的学人品格。为此,他开展了大量社会活动,尤为突出的是,1939年11月,在敌伪横行的“孤岛”时期,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名义举办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教育。

  语文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和先导工作。陈望道是“语文改革的先驱,语文建设的巨匠”。他的业绩和精神将烛照我们继续前行。他曾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新事物、新工作、新思想、新生活层出不穷。语文的表达能力,应该同这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相适应。一定要充分表达这个时代的一切。”语文现代化就是要使语文适应新时代,表达新时代,推动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潘佳,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复旦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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