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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梳理古籍遗产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时间:2022-04-25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系统整理古籍遗产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近日,国办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起来的学者,我感到非常激动。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义乌文化馆整理、编目四万多册古籍。单身的我,面对上万本尘封的古籍,感到孤独寂寞,开始有点迷茫。当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明白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通过近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四万多部古籍的编目工作,我的古籍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84年9月,我被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随后获得四川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成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位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我作为博士后出站后,继续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我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作品获国家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斌古籍整理图书奖,两种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向全国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名单。可以说我从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修炼,古籍整理伴随了我的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文件。对新时期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做出了全面的规划,站位更高,措施更强,也对我们的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学者,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思考。

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古籍遗产,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学名著浩如烟海。从先秦到民国,历代先贤著书立说,典籍浩如烟海,孕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去继承和发扬。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如何寻找和阅读书籍,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代编《四库全书》,藏书3462册。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藏书。20世纪末,国家组织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收集了5213册图书,其规模是《四库全书》的1.5倍。即便如此,这两部大集所收藏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几年前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中记载了约20万种古籍),可见需要收藏的文献数量还是很大的。以浙江省为例。据统计,浙江现有各类古籍(包括1912年以前浙江人的著作和浙江地方文献)近两万种,数量是《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总和的一倍以上。历代有识之士对浙江文献的搜集整理作出了许多贡献,如清代胡、胡宗懋编的《金华丛书》、民国张寿镛编的《续金华丛书》、刘承干编的《四明丛书》等。但都局限于一县一市,遗漏较多。本世纪初,浙江大学浙江文献整合编纂中心作为主要机构编纂了《浙江文献整合》。目前已出版《吴兴丛书》01003010 《沈括全集》 《黄震全集》 《杨简全集》 《卢文弨全集》 《朱彝尊全集》等十余部全集。但由于新的编纂、标点和校勘,进展缓慢。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800册183种《浙江文聪》,速度快,但系统化。此外,浙江省文献整合编纂中心组织编纂了《夏丏尊全集》进行整理校对。另外还有《郁达夫全集》 《徐志摩全集》 《陈望道全集》 《义乌丛书》 《重修金华丛书》等复印件。这些丛书的编纂为浙江地方文献的编纂提供了范例。其他省市的古文字整理大体相似,或多或少出版了一批中小型编译书。但就文献量庞大而言,编纂工作只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文献利用不方便的问题依然存在。此外,纸张的寿命长达数千年,纸质文件能够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迫切需要采用更彻底、更持久的解决方案。

103010提出“加强传世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推动基础古籍的深入整理和出版”,“通过世代相传推动古籍的整合整理和出版”,为古籍的系统整合整理和出版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因势利导,在摸清家底、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各省市共同努力,编出《衢州文献集成》1《宁海丛书》之外的更大规模的古代文献丛书,建设大型的中国古籍图书书库,并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发布,让珍本图书变得成百上千,从图书馆走向寻常百姓家,弘扬优秀文化。

实施文化遗产真迹回归工程,促使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献重返故里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海军力量打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失去独立地位,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篇章。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探险队也纷至沓来。他们一边搜集军事情报,一边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特别是陕西、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丝绸之路沿线,窃取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例如,上世纪初,在莫高窟的藏经阁中发现了近7万份以唐五代文字为主的敦煌文献,但其中大部分(4万多份)被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家洗劫一空。又如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中发现的约5万份手稿,20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约2万份手稿和刻本,其中大部分也被英、德、俄、日等国的探险家缴获。等等,我国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献在国外出版。

私藏书机构所收藏,而留在国内的,乃劫余之物,多为残卷断片,诚如陈寅恪所说,“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劫馀录》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推动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写本为例,随着《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等大型出版物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这些大型图书的出版,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提供了条件。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从而对读者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其他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重大项目”。建议国家古籍办会同有关部门,分门别类,在做好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分批争取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代文献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促成其事实上的“回归”。

  发掘古代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遍及全球,中华学子誉满天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会有迷失的时候。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实现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先贤著作中去寻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各类经典汗牛充栋,这里有一个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意见》提出要注重“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都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读物(比如,浙江有关部门正谋划编纂每个县的人文读本,把每个县各自历代先贤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汇为一编;然后在此基础上汇编每个地区的人文读本,最后编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读本》),发掘提炼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它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认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陈出新,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

  健全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古籍学科专业的建设

  现在国家层面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但很多省市却没有相应的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工作体制建设”“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只有健全省级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另外,古典文献学学科是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专业,但国家的学科目录中却把古典文献学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下,后者由图书情报学为主导,跟古籍整理工作性质不同,研究内容差别很大。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文学或语言专业,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设立独立的古籍整理一级学科,或者把古典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独立出来,这样对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作者:张涌泉,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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