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生活/文艺
 

导演李杨: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


时间:2022-06-22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因“放弃 《盲山》 电影版权”而广受关注

导演李杨: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

拍摄于15年前的电影《盲山》不久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其导演李阳因“放弃《盲山》电影版权”而受到广泛关注。5月的一天,李阳导演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李阳承认自己一直在拍电影,写剧本,一直在看,在想,在表达。

李阳称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生短暂,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徜徉在川藏线神奇的山水之间,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与自然相比,人类是渺小得无法形容的。在这种疫情下行走,尤其让他感触颇深。“人必须尊重自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就算我不拍《盲山》也要注意。

为打击贩卖妇女做出贡献。

北青报:你在转发电影《盲山》的时候,很快宣布不追究版权问题,希望有更多人看到电影。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对这件事感到“愤怒”是不是很惊讶?

李阳: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通过不追求版权来帮助有类似被贩卖经历的人,拯救他们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其实15年前拍《盲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希望社会上拐卖妇女的罪行消失。

作为一个人,即使我不拍《盲山》,我也应该关注拐卖妇女,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如今,似乎一提到贡献,人们总会认为那是一句宏大的口号,或者什么大事都要做才叫贡献。其实所有的付出都是一个人的付出,都是小事的结果。比如拐卖妇女案,哪怕一个人默默表态,也可能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部分人的命运。

没想到《盲山》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遇到很多人跟我说,看完电影,想起小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瞬间被骗的经历。比如一个陌生人给她吃的喝的,我之前没意识到是拐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危险,很害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轰动”在我的希望之中。我希望这能引起轰动,而不是说我是轰动。希望能杜绝这样的犯罪,帮助和保护那些被拐卖的妇女,让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不再有恐惧。

北青报:有一些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他们留言说知道有这么个导演,觉得你以前的电影真的很棒。看到这个反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

李阳:能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乐事,因为我能从中看到一种希望。为什么我在《盲山》年设计了一个叫李青山的孩子?人们常说:“留得青山在,没柴烧不怕。”在电影里,我特意让这个孩子保持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白雪梅有了获救的希望。其实这也是我通过这部电影对生活的一些希望和期待。

再次被关注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奇怪。毕竟我的工作涉及到大众,也许某个时候某件事会让大众关注。我觉得很正常,我不觉得意外,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在我生活的背景里,镌刻着苦难的记忆。

所以影片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北青报:你好像一直对电影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李阳:这可能和我成长过程中家庭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关。大起大落之后,我可能会很丢脸。我出生于1959年,生长在明星家庭,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妈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剧团的演出,在东北小有名气。我父亲在文革前主演了两部电影,那时候他已经是明星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住在Xi安。60年代初,Xi安有一条路叫文怡路,这里有京剧团、歌舞团、艺术团、歌剧团、话剧团等六七个文艺单位。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艺术学院的孩子。我们从小一起玩。过家家就是模仿大人在舞台上排练话剧。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

1968年,父亲被打倒,停发工资,被关进“牛棚”。当时要求我妈和他划清界限,但我妈没有那么做。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爸爸,我也一直觉得我妈妈很伟大。

13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突然由富变穷。像我们这种戴着“黑五类”“狗娘养的”大帽子的人,上学和工作都很辛苦,但我还要替我妈分担。我很早就出去赚钱养家,亲身感受到了人性中的种种危险。可以说,在我的人生背景中,镌刻着苦难的记忆。

所以,我似乎天生就对电影有一种使命感。

北青报: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你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成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然后退学去德国留学。你觉得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李阳: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我的思维,认识到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现在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文化的核心不是技术,也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而是对世界、人性、社会现实理解的深度。这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些是课本上没有教的。

印象深刻。第一次回国,去最贵的商店给妈妈买礼物,买最贵的名牌,售货员却不经意地说:“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哲理。商场里的这种利他主义和她对生活的态度启迪了我,甚至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甚至想过要来德国要。我曾经以为我要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专业,跟着最

好的导师,现在我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我的专业。

  所以后来我换了四个学校,比如柏林大学已经非常好了,我又跑到别的学校,因为我要找到自己最对的东西。我考慕尼黑电影学院时,因为超过30岁的年龄线,所以不允许我参加考试,幸运的是,我去考科隆电影学院,他们看了我拍摄的作品说没问题,让我觉得30多岁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机会,很是感念。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习方法,那些教授不告诉你什么是对错,对和错是要自己去悟。上课时,我们可以反驳他,他也不会觉得我是教授、是系主任,我就是对的就是牛的。学生解读出自己的东西要靠思考,而不是靠灌输,我觉得这种“无为”的做法,对学生、对艺术是一个呵护。

  哪怕再辛苦也坚守着拍电影的梦想

  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北青报:回头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过吗?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

  李杨:从来没有后悔过,一丝一毫都没有,因为我不仅仅是为了学电影,更是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时很年轻,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国外是什么样,到了国外以后,发现很多东西跟我们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刚开始整个人是蒙圈的,根本找不到北。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根本进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这个跟你有多少钱无关,文化的差异会带来巨大的失落。即便今天,这种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学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有人适应快一点,有人适应慢一点。

  刚开始,我觉得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毕竟在那个年代看见了世界的样子,我是值得的。1990年我探亲再回去,心态就不太一样了,我潜下心来融入当地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那时候我打工就是为了要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我所有的纪录片都是自己出钱拍,其实就是想要突围,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坚守着自己拍电影的梦想。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纪录片《妇女王国》,后来在德国电视台一个著名的妇女栏目播出。我拿着这部纪录片去报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视传媒学院,读研究生,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28岁到德国,在德国待了将近15年,2000年底回来的时候已经40岁出头。我其实早就决定回国了,但40多岁才回来,就是为了要从经济上、思想上做好准备。1996年我硕士毕业之后,第一想法就是回国进电影厂,但回国后,我看到几乎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在卖地赚钱养活职工,后来听说国内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独立拍电影,我觉得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为了多准备些资金,我立刻飞回德国闷头赚钱。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三年后必须回国拍电影。

  和刘庆邦老师在小饭馆签下了改编版权

  之后拍了一鸣惊人的《盲井》

  北青报:您回国就遇到黄建新导演,不久之后拍了处女作《盲井》,拿了一堆大奖,包括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艺术贡献银熊奖,这个经历真的难得。

  李杨:2000年,我接到黄建新导演的来信,说他要拍一部新片,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做他的副导演。我毫不犹豫地立刻飞回北京,给黄建新导演当选角副导演,从筹备开始一直干到后期。我非常感谢黄建新导演给了我在剧组实践的机会,这些经验对于我后来拍《盲井》,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我了解到中国出来一些低成本独立电影,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来拍。刚开始我拍电影很多人不理解,说明明不挣钱,还为啥自己花钱?很多人都劝我别投了。其实我对财富的观念向来觉得钱要花到自己喜欢的事上。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就爱电影,我喜欢它我就花在它身上,所以就不焦虑。如果说拍电影是为了赚钱,变成一个投资项目,不赚钱不就焦虑了吗?而且重要的一点,《盲井》是我自己喜爱的题材,自己喜欢的自己不投,再等着别人投,那不是一辈子做不出来吗?

  北青报:是不是因为您这种纯粹、执着,才比较顺利地拿到小说《神木》的版权,后来拍摄了《盲井》,当时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李杨:2000年初,我租住在麦子店附近,在朝阳区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那里看书、看杂志,想找一部适合的小说改编。后来我大学同学胡小叶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你可以看看一部写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神木》。我在2000年3月号的《十月》杂志上翻找到了这部小说,连着读了好几遍,觉得淘到了一个宝。小说里对人性的善恶、挣扎,对金钱与道德的描写,深深打动了我,这也是我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我心里说,就是它了,就决定立刻买下《神木》的影视改编权。

  我第一次跟小说作者刘庆邦老师见面,就在书包里带了钱、合同,合同上的姓名我都打印好了,就是数字没填。我记得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盘煮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盘凉拌豆腐丝和两瓶冰镇啤酒。一见面我就说了我的经历,很真诚地表示我一定要做这个事。刘庆邦挺赞赏,但他也跟我说有人把这个小说拿给别人看,别人都觉得拍电影肯定是拉不到赞助,赚不到钱。我也实话实说,我说我看上了这个故事,但我是个学生,准备用在德国打拼攒的钱来拍这部电影,我有信心把它拍好。刘老师非常友善,他改编费要得很合理,我们当场就签了合同,买下了改编权,我们还举杯庆贺合作成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北青报:您拍“盲”系列时,对“盲”解读为“视而不见为盲”,您为什么要拍这个系列?

  李杨:当初我决定回来时就清楚地意识到,骨子里支撑我的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我想拍电影、想当导演当编剧的话,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国。因为这里有我的根,有我熟悉的人。我那时候已经在德国之声工作了,做播音员,做主持,条件挺好的。但是我不能说我因为爱国就回来,那太虚伪,太假了。实实在在是因为生我养我的地方才有我文化的根,我只有做自己文化的东西才最得心应手。

  对我来说,爱一个人才会希望他好,爱一个家才会想办法让它美好,没有人花大笔钱把别人家去装修一遍,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的家好,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好。因为这个家是自己家,家里有些不好的角落,我才不会装看不见,才会想办法给它打扫干净。关心这个国家才希望这个国家好,这是人性里根儿上的东西。

  北青报:有人说看李杨的电影感到窒息;也有人说,李杨骨子里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李杨:拍电影这么多年,可以说我经历过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我要讲的是人的故事,通过人的故事,展现真实的现实,展现人们的欲望与烦恼,人性的善与恶、纠结与挣扎、多面与复杂。我觉得除了实现电影梦之外,还要肩负起一种责任和义务。我希望用电影的形式尽量真实地把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出来,进而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故事。

  我希望通过揭露、批判当今社会中的某些阴暗和人性中的丑恶、贪婪、自私、凶残,来彰显人性中善良仁爱的光芒,以及社会中光明温暖的一面,套用我的好友、已故诗人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最近我不止一遍地看了《楚门的世界》,感慨良多。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不要冒险去追求真相?我觉得这是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希望能做出来一部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

  北青报:您平时在生活中是什么状态?

  李杨: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我是一个行动派,我觉得必须要行动,梦想是由行动实现的。比如我上大学是行动,出国还是行动,那时候出国必须要工作五年之后才批准,我就退学、辞职。人生短暂,我觉得行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能做就赶快做,比如在修改《盲道》期间,我就想不如拿起笔梳理一下自己的电影生涯,也算写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一意孤行:李杨自述》。

  过了60岁以后,我尤其感觉时间越来越少,那就抓紧时间做点事,能抓紧时间玩就去玩一下,总之是不浪费时间。此外,我母亲瘫痪的七年间,我更多地要尽一个儿子的责任。去年我母亲走了,母亲去世以后,我觉得生命蛮脆弱的,如果很多事没做的话,就只能遗憾了,所以平时自己想吃什么就吃点,能出去旅游就出去走走。

  北青报:您目前在做什么?未来的创作方向会有变化吗?

  李杨:我之前拍的电影《不服》已经拿到龙标,我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墙内的战争》,是关于家暴的剧,也拿到拍摄许可证了,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没什么意愿投电影。虽然现在不时会觉得无所适从,但我还挺崇尚犹太人的一句谚语,“吃到肚子里的饭是别人拿不走的,读到脑子里的书是别人拿不走的”,所以我就还好,万事不求人,但可以求己。

  未来的创作方向肯定会有一些改变,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能引起我心灵的震撼,但也有现实的难题,比如投资等等。我对历史也蛮感兴趣的,正在写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原来拍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去年我把这部纪录片捐给了一个民间抗战博物馆,在那里看到很多东西,当时就决定写一个剧本。把真实史料变成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比较难的就是细节,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现在剧本第一稿已经写出来了,还在修改。目前的创作阶段我只负责把这个故事写好,讲得动人。

  我个人觉得,中国还没有像《辛德勒名单》《钢琴家》这样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电影。我希望我能做出来,并且有信心做下去。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也是我做事的动力。

  文/本报记者 李喆

本文来自华纳娱乐 转载请注明

上一篇 下一篇


  • 用户名:
  • 密码:
  • 验证码:
  •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