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生活/文艺
 

王安忆:热眼看自己


时间:2022-06-23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80年代末,我作为《我们大学生》电视台的主持人,采访了吴强和茹志娟两位资深作家。

吴强先生的小说《红日》家喻户晓,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影响深远。茹志娟女士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必读作品。清新纯净的文字透露着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尤其是结尾:“‘是我的’3354她愤怒地喊了半句就把脸转开了。在我的眼睛下面,我看到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还看到了栗色背景上盖着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被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全文,读来有无穷的含义。

所以,听到有机会采访两位文学大师,我很激动。吴强先生的采访似乎是在一个作家协会里进行的,而茹志娟女士的采访是关于去她“古玉村”的家。“玉古村”是豫园路与南京西路之间的一条新式小巷,一排排房屋纵横伸展。

王安忆后来回忆“裕固村”是这样的:“裕固村通往愚园路和南京路,两端都是安静的集市。符合父母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晚年生活温馨。是市场之福。”

然而,采访是关于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记忆。只是离一个大作家这么近,还是给一个大学生带来了精神上的震撼。后来遇到王安忆,经常说起对她母亲的那次采访。

茹志娟凭借敏锐的文学嗅觉,发现了女儿的观察力和叙事能力。

按照固有的思维方式,人们总认为王安忆的文采来自母亲茹志鹃的精心培养。但茹志娟女士在《从王安忆说起》文章中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和温暖的衣服,还给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在目前‘买得起’的价值观盛行的情况下,有必要提一下这一点。给孩子一些情感和文学上的熏陶。小时候背一些唐宋诗词,先背熟,再让他们体会一些诗词中的意境……”作为一位母亲,茹志娟女士从未刻意培养孩子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甚至没有鼓励孩子从事文艺工作。

虽然母亲对女儿的文艺不以为然,但一切就如命中注定,王安忆的人生轨迹最终还是一步步向文学靠近。十六岁时,王安忆离开上海,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定居。在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那个年代,他的文学才华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担心女儿身在异乡,孤独,自己也在边缘,于是和女儿相约,通过鱼和鹅寻找生活的乐趣。

女儿在信中说的只是身边普通人的琐事,而母亲却凭借敏锐的文学嗅觉发现了女儿的观察力和叙事能力。茹志娟女士说,女儿王安忆“写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农村的小姐妹、老男人老女人、对自己的爱和他们的争执。我发现这些普通的生活场景写出来,栩栩如生,很亲切,比如看到人,听到人的声音。让人难以忘怀。她写的一些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例如,当他们下班回家时,农村生活是孤独和刻板的。有一次他们听到井边有人吵架,就一边打水一边扔下水桶,一边切菜一边扔下菜刀。结果大家不吵了,大家都叹了口气,回屋做饭去了。有一年春天,她写信说,村里人说燕子不来筑巢。这家人肯定是缺德倒霉,她住的房子的房梁还是空的。几天后,她写来报道: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见燕子在房梁上筑巢。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事中,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可以透过纸感受到”。

几年后,王安忆回到上海,做了《儿童时代》杂志的编辑,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活。但母亲茹志鹃仍然奉行“不要管她,让她自己探索,自己走”的原则,让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王安忆和我说,随着她作品的增多,她妈妈连作品都看都不看,更别说具体指点了。茹志娟女士也颇为得意,认为这样的“放手”促使“王安忆在创作中迅速形成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说我在她的成长中起到了作用,那恐怕也是一种贡献”。

在陈丹青地铁里看王安忆的赠书,她泪流满面。

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娟漂洋过海,加入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项目。这个项目是由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发起的。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来交流写作。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吴祖光、王蒙、莫言、郑愁予等海峡两岸的作家都参加过。

聂华苓在《踽踽独行——陈映真》一文中回忆了那一年的聚会:“那一年是华州中国作家最有趣的一次聚会。吴祖光机智。茹志娟,沈懿。王安忆很敏锐,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目,扎着两条辫子,开朗害羞,偶尔冒出一句批评的话。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活动也比其他中国作家多。”

这种“爱荷华”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访问过爱荷华的中国台湾省作家陈映真和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丹青。我曾经问过王安忆,为什么陈映真对她的精神成长和文学发展有如此强烈的影响,甚至在《英特纳雄耐尔》文章中感叹“我从来没有追上他,他却被时代甩在了后面”。王安忆说,“我们刚刚从知青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心中充满了愤怒,要对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进行激烈的批判。但陈映真认为,比起其他国家作家来到爱荷华的悲惨命运,我的苦难算不了什么。”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争论不休,但从聂华苓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陈映真对王安忆投以绿眼:“在大陆作家中,他最关心、最好奇、最欣赏年轻的王安忆。当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省出版,他在爱荷华一坐就看了她寄来的几本集子。1984年在台湾省《本次列车终点》上发表王安忆的《文季》,这可能是台湾省第一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

品。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至于陈丹青,其旅居纽约时的那份孤独与苦闷赢得王安忆的尊重。王安忆记得当时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赠他的两本小说集,泪流满面。“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王安忆说。

  而陈丹青则回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曾让他感动:“第一次看到有个同代人写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高兴。记得小说结尾写主角回城后心里苦,跑到外滩人堆里去,家人又去找他回来。这种感觉写得很对。我小时候不开心,也跑到外滩瞎走。”读罢王安忆赠予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陈丹青还与王安忆在通信中讨论阅读感受,提出个人意见,并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届初中生》只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长的小说,而算不得真正的“长篇小说”。

  但是,无论如何,王安忆始终看重与陈丹青的对话,有时候难免也会生气,会有歧见,可是,又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因此,王安忆将陈丹青称为自己的“思想伴侣”。

  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

  说起王安忆文学创作,《小鲍庄》无法绕过。《小鲍庄》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同一期文学刊物,并引发读者关注。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王安忆曾戏言,为何非得“红萝卜”,“红山芋”似乎也未尝不可。此话传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杂陈。所以他起初对王安忆略有偏见。

  然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俩愈发融洽。王安忆说,她和莫言同受邀请访问瑞典。旅行期间,他们同访瑞典文学院,“莫言非常忠厚,问了句‘诺贝尔文学奖有否可能两个人同时获得?’对方说,历史上有过……”王安忆清晰记得那段有趣的对话。荣获诺贝尔奖之后,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王安忆认为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奖励“持续性写作”,此话意味着对职业作家的认可与褒奖。

  “回顾中国文学史,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之前的写作,从‘五四’开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断。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了持续性写作。这才是莫言得奖真正的意义!”王安忆说。不过,虽然莫言得奖是因为其长篇小说,但其实他的中篇小说更佳,因为中篇小说“有所节制,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长篇又太繁复”。

  当然,长篇小说往往会因为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千转百回而受到影视工作者青睐。莫言的《红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证。王安忆的作品虽然向来与影视剧疏离,但《长恨歌》却是例外。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显然来自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

  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

  曾不止一次听王安忆说,小时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里的弄堂结构和房屋布局颇为奇异,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风尚,背后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息。生活于此的女孩子必须拥有足够的定力,方可抵御繁华与喧嚣。事物总是分为两极,有进取的,也有沉沦的,这一切,才构成生活的本来面目。

  因此,《长恨歌》里的人物或许都不是作者所喜欢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更由于人物经精雕细刻,呈现出生命感之后,一个个人物便勾串起一段历史洪流。

  自《长恨歌》后,文学评论界时常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她们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为背景进行创作,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其实,在王安忆之前,也有人探寻白先勇与张爱玲文学基因的相互关系,白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他与张爱玲的文学之路都是“喝《红楼梦》的奶长大的”。尤其张爱玲创作完全绕过“五四”,直接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相延续。

  中国台湾作家朱天心将内地作家大致分为两类:大多数人属于“三国”系,而王安忆恰恰属于“红楼”系。不过,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与“五四”虽然关系紧张,但她仍然从中汲取养料,譬如对人生的观照,以及对人世的批判。“如果没有‘五四’,张爱玲的东西与‘鸳鸯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归。反过来说,张爱玲似乎也给‘五四’补了一个缺。‘五四’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觉得民众是等待他们来启蒙的,所以,他们不关心日常生活。而张爱玲则关注庸常生活,并从中寻找救赎。”王安忆说。至于自己与张爱玲的根本差别则在于世界观的不同,张爱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则是热眼看自己。

  也许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促,物质太多,人们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所以,她始终不认为备受追捧的《长恨歌》为自己巅峰之作。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则,一个作家实在难以经受这座城市所带来的挑战。故此,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进书斋”。

  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

  纵观王安忆《长恨歌》之后的创作,《逃之夭夭》和《妹头》尚处于上海体系之内,《上种红菱下种藕》的视角已转向浙江小镇,而《遍地枭雄》更是“离谱”,小说全然没有女性,而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王安忆以无穷想象力,将诡异的通俗故事,赋予纯文学的格调。

  随之而来的便是像《天香》那样写顾绣,《考工记》那样写建筑的,以文化遗传的溯源与传承为内核的作品。紧接着,一部着眼于“一把刀”——淮扬菜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横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厨艺混迹于纽约法拉盛的厨师陈诚。但凡有过纽约法拉盛游历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纽约一道奇特风景线,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围的东方文化孤岛,活色生香,云谲波诡。

  王安忆说:“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谪仙记’;比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中美建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还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单是看那写字楼电梯间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作者赋予一个淮扬名厨异乎寻常的成长经历。他降生在冰雪皑皑的东北,却又阴错阳差地寄居于上海逼仄的亭子间,继而蜕变成淮扬系厨师,最终称雄于纽约法拉盛私人订制宴席……王安忆以一以贯之的写实主义手法,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滚滚红尘融入时代潮流的汤汤大河之间,让软兜、狮子头、宫保鸡丁、冰糖肘子、鸡火干丝、松鼠鳜鱼那样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热,折射出生活的真谛。

  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破碎不堪的人与事,经由小说家的精心黏合,重新还魂,且元气满满,从而堆垒成一条历史的河流。正如书中人自己所说,“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的草籽和泥土”。读罢全书,意犹未尽,相信《一把刀,千个字》可以像《长恨歌》一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从而创造王安忆又一个文学高峰。

  记得数年前,白岩松翩然来沪,我曾约他和王安忆、金宇澄相聚。席间,谈及《长恨歌》与《繁花》,白岩松说:“所谓的文学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写得好,人人都爱写,只是说,那个时代有五六支豪笔而已。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王安忆的《长恨歌》《一把刀,千个字》便应该属于“角儿的作品”!

  曹可凡

本文来自华纳娱乐 转载请注明

上一篇 下一篇


  • 用户名:
  • 密码:
  • 验证码:
  •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