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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三星堆里的中原文明DNA


时间:2022-07-06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溯源古蜀文明“蜀”字曾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6月13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出土的龟背网格状器、青铜猪鼻龙形器、青铜蛇首像、青铜金面具头……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融合增添了新的证据。

关于古蜀国,史书记载极其简略,多为神话传说。因此,要正确认识古蜀历史,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在众多的古蜀文明遗址中,三星堆遗址是核心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逐渐向世人揭示了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

于蕾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修考古学。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研究员。30多年来,先后主持和参与了什邡归元桥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雅安沙溪遗址、什邡船厂葬墓地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古蜀文明重要遗址、墓葬的野外发掘、室内整理和报告撰写工作。目前正在主持《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年和2012-2018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系列报告的整理工作。

《雷雨》在讲三星堆之前,先讲一部古籍记载的《古蜀史》。他说:“古蜀是一个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古国。'蜀'这个名字在殷周时期的甲骨文和中多次出现,并参加过伐周之战。根据西汉历史学家杨雄《蜀王本纪》的记载,古蜀国经历了五个朝代:蚕丛、关白、鱼凫、杜预和明凯。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灭,蜀被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

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 青关山夯土台疑似“宫城”

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新的发现不断颠覆人们对古蜀历史的固有认识。于蕾说,上世纪五七十年代,四川很多考古机构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阶地进行了小范围的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应该是古蜀文化遗址,可能是古蜀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很多人都去过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那里精美独特的青铜器让人叹为观止,但大多数人对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和规模并不太了解。简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三星堆遗址连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150平方公里)、考古勘探(12平方公里)、考古发掘(2万平方米)。

于蕾说,“目前,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堆积和保存情况。三星堆遗址面积12平方公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期遗址。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座三星堆古城(一座大城市,若干座小城市,第一座小城市,最后一座大城市),分布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夏商时期的古城。随着“十二五”以来聚落考古的发展,遗址布局逐渐清晰,大都市遗址的面貌逐渐显现。”

据了解,三星堆古城被许多围墙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区。由于在月亮湾小镇青官山夯土平台上发现了商代大型建筑群,推测月亮湾小镇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城。青官山大型建筑群共发现3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1号建筑基址占地1000多平方米,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

出土文物造型奇异 纵目面具曾被误认为是太师椅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陶器、石头、玉器、铜器、黄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物5万多件。三星堆遗址已经出土。1986年发现的两个商代晚期“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前所未有的器物。于蕾说:“除了商代中原一些地区常见的玉器和青铜礼器(容器)以外,许多都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器具:如青铜造像(画像、雕像、面具等。)、神树、神龛、太阳形物、眼睛(眼形物)、金棒、金面具等。它们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辉煌、最独特的部分

从《雷雨》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以人像、雕像、半人半神、祭祀用具等造型为主。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在主持宗教仪式的牧师、巫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形象上着墨颇多。与中原的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巫术和神权色彩更为强烈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他说。

此时,《雷雨》展示了陈教授的一张照片,他发现了一个三星堆青铜立眼罩刚出土时的样子。“这个面具刚被发现的时候,是倒扣埋在二号‘祭祀坑’里的。对于这个空心的U形物体,即使是像陈教授这样的历史学家,他是从一个培训班出来的,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青铜太师椅。”于蕾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反映了古蜀人对“人与神”富有想象力和独特的理解,以及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结构。

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 显示三星堆并非“闭门造车”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南部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规模试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1986年发现的1号坑和2号坑周围,发现了6个“祭祀坑”,面积从3.5平方米到19平方米不等。于蕾说,新发掘的文物展示了三星堆多元复杂的文化特征。“一般来说,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是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于蕾说,同时,三星堆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其他地域文化的烙印,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了肖像,

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或习俗,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它例,因此客观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与更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与互鉴,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或者说在更远地区找到相似度较高的同类器。因此,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鉴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他说。

  雷雨强调,三星堆几个“祭祀坑”里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见、与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来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和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看似怪异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范畴。”他说。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 1、2号坑龙形饰件多达29件

  在很多细心的观众和历史爱好者眼中,一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中原地区同时代文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雷雨的讲述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即便那些看起来最怪异的青铜器,身上也有很多中国元素和符号:比如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的牙璋(中原礼器);1号青铜大神树上的自天而降的飞龙、青铜大立人的龙头座和上面的龙纹,都是典型中原符号,且1、2号坑光是单独的龙形饰件就有29件之多。”

  此外,雷雨还介绍,三星堆青铜器上出现的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岐羽纹、炯纹、窃曲纹、云目纹、勾云纹、圆珠纹、重环纹、波曲纹、几何形云雷纹、蝉纹等,几乎是一整套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它们被应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兽首冠人、凸目大面具、人身鸟爪形足人、神树、神坛、神殿等看起来最怪异的器物上。”他说。

  说到这里,雷雨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所说的一句话:“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够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最为独特的一支,它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呈现出独特而瑰丽的文明特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李学勤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尽管它很独特,但它仍然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虽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国。”雷雨说。

  三星堆于2013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雷雨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言,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方面,则超过了中原。”

  最后,雷雨总结道,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以独特瑰丽的造型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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