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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赤子之心,并肩而行


时间:2021-03-08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梁思成林银辉:带着一颗纯洁的心,并肩而行

报纸杂记光明日报2021年03月07日 星期日

作者:费伊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7日 13版)

【大家同心同行】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建筑。1928年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学会、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梁思成一生在现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建筑学术团体的建立和组织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艰难的环境中,梁思成的妻子、思维敏捷的诗人林与丈夫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保护古建筑:初识共产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第一院士梁思成被国民党政府首次列入“平金学术教育名人拯救计划”。去还是留?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落户的梁思成夫妇面临着选择。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梁思成曾经坦承,留在北平是因为对反动政府不抱幻想,对社会主义有期待。他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事实上,梁思成和林都是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学者。梁夫妇的这一决定,更多的是出于文人的家国情怀。他们对建立一个完整强大的民族国家充满期待,愿意用自己的技能为新社会服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面和合作使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感到满意。

过去,梁思成、林多为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与左翼学者接触甚少。梁思成对共产党的感情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比如家里的保姆跟他说八路军军纪很严。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了三里路把一个破柳条筐送回老家,让感慨万千的梁思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更大的触动是突然造访。1948年12月下旬,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看望梁嘉,并要求梁思成在军事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内及周围的重要文物。如果有必要攻城,炮火可以避开这些地区。两军相争时,共产党重视文物、求教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梁思成。他和林毫不犹豫地立即完成了阅卷工作。很多年后,梁思成说起这段经历时,也表达了很多感慨:“我小时候看《孟子》,那天脑子里就体现了‘吃釜浆迎王师’这几个字。以前我根本不了解共产党。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一见钟情’。”(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同时,林良积极的合作态度和认真高效的工作也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第二次专门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编纂相关资料,希望避免或减少战争中对珍贵古建筑的破坏。这是梁思成一直担心却不敢期待的大事。当他接到任务时,他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秀才为知己而死。梁思成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朱、罗、胡云静等老师组成工作组,日夜翻阅书籍资料。林银辉也支持这一点。她和梁思成就编写原则达成一致,并仔细审阅了最后的文章。最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就高效的完成了任务,编成了一本书《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49年3月,该书手刻油印本送至军队,1949年6月由华北高教委员会图书馆文物处印制发行。虽然这本书《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只是一个简短的项目,但它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保护古代文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的古代文物调查、保护和研究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罗《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这两次合作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与共产党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了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北平解放后不久,梁思成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彭真。彭真在迎接他的时候,引用了梁启超著作中的几句话,对梁思成说:“我相信,如果梁启超先生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彭真对梁启超作品的熟悉让梁思成大吃一惊,也让他觉得自己更接近共产党干部。不久,梁思成在给老同学的信中感叹道:“清华比北平市早一个月解放。从解放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经过与中央的各种接触,我们看到他们实事求是、耳闻目睹的精神,都让我们折服和激动。”(梁思成《致童寯信》)

投身新事业:主人翁的激情

新中国需要新的logo,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自然会提上日程。1949年6月,新政协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随后决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梁思成作为专家参与了国歌和国旗的评价和改进,而梁思成和林则在国徽设计中肩负起了负责人和领导者的重任。最初,在筹备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方案公布后,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建造系师生积极设计。“每个人对新中国都有无限的爱

心情,夜以继日地精心构思,绘制了几十个国旗图案和十多个国徽图案送去政协筹委会”(朱畅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后来因为公开征集来的方案欠佳,由周恩来提议,改为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和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分别开展设计工作,在两组之中选择一个最佳设计方案。

  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设计工作。一方面,梁思成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积极调动、分配各方资源,林徽因、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罗哲文、莫宗江等,都得以各尽其责。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亲自带领国徽设计小组的师生们,一起做方案,从动手画草图,到绘正式图,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反复讨论磋商。超负荷的工作让梁思成的健康加剧恶化,梁思成的身体本就不是很好,青年时左腿骨折过,后又罹患脊椎软组织硬化,一累就容易病倒,但病情再重也压不住他的工作热情。病倒在床,还经常和林徽因及其他同事讨论方案设计。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忘我,用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话说,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1950年,在外地的女儿梁再冰回家,发现客厅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父母正全神贯注埋头工作,家中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草稿。有时候,身体实在虚弱,林徽因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仍然指导学生绘图,教他们画五星、天安门、稻麦穗、齿轮的技法。

  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到了最关键的国徽审查会议的那一天,1950年6月20日,梁思成病倒了,竟没有办法参加现场评选,只好委托时任营建系秘书朱畅中代为出席。最终,梁思成率领的清华大学设计组胜出。此后,梁思成又推荐清华大学教授、雕塑家高庄设计塑造国徽立体浮雕模型。征得中央领导的同意,高庄对原有图案细节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进一步完善。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相比国旗、国徽的设计,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梁思直接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和方案审查工作,在关于碑座设计风格的争论中,他的“赤子之心”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1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绘制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三种草图,其中一个方案碑座是于高台里开门洞的设计,梁思成因在病中,未及过目,就被工作人员递呈市委。知晓设计方案后,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认为这种设计在视觉上缺乏安全感,同时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还违反结构常理。为此,一向是“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慷慨上书北京市市长彭真,直言不讳地对草图设计提出批评,说服市委放弃了这一设计思路。

  梁思成对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持有十二分的责任心,他说要“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放胆做去”。为了达到“千妥万帖”的目标,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在纪念碑外形问题上据理力争,还带领清华师生吸收古今中外设计经验,在碑身的尺度、比例、曲线上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诗人,林徽因富有文艺才华,她负责了纪念碑的部分美术设计工作,为碑座、碑身设计了全套纹饰,并对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最终让纪念碑的造型以尽可能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世人。

  从“他们”到“我们”:赤诚不改

  共产党的赏识和信赖,和人民政府之间几次愉快的合作,让梁思成夫妇无比振奋,也让他们对共产党、新政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每一项成就都使我的心进一步爱这个党。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党’了”(梁思成《决不虚度我这第二个青春》)。1956年,虽然之前无辜遭到了批判,梁思成仍然积极申请加入党,并直接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学生楼庆西后来回忆,在和梁思成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将党看成一个很纯粹的组织,只有具有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加入”(楼庆西《〈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195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同意,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其一生,学者梁思成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虽然在特殊时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也从无怨言,他绝对信任党的领导。其博大的胸怀,杰出的成就,对祖国、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奉献,让人由衷敬佩。

  (作者:费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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