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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三星堆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关系


时间:2021-03-29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孙子发)“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文物,很多都是中原夏商代的遗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伟研究员,刚刚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归来,作为特邀专家参加电视直播解说。他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表示这意味着三星堆的祖先接受了夏商的强大影响,也清楚地表明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电视直播现场留影。王巍 供图 供图 摄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伟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电视直播中拍照。照片免费

  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形成

王维指出,三星堆新出土的礼仪用具、青铜雕像、青铜寨子、青铜编钟,由玉琮、玉璧、玉戈、牙掌演变而来,都是中原风格。这些风格的遗迹基本形成于夏末都城二里头遗址,相当一部分为商朝所继承。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中原风格文物清楚地表明,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朝关系密切,古蜀文明受到了夏商朝的强烈影响。而且这些受影响的物品,包括青铜礼器和大型礼器,说明中国中原地区夏商王朝所创造的礼仪对周边民族文明的影响是很强的。

"这里出土的玉蝎非常接近商代的中心地区."王伟解释说,玉器和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三星堆的玉器和玉琮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消失的良渚文化遗产。“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然后形成了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传播到三星堆”。

作为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的首席专家,王伟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证明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形成的,在中华文明早期的“满天星”中,三星堆和古蜀文明是闪耀的明星之一。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考古现场留影。王巍 供图 供图 摄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伟在三星堆考古遗址合影。照片免费

  出土器物夸张造型都是艺术表达

针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面具”等夸张的造型物件,引起网友对外星文明和外国文明的揣测,王伟明确表示不可能。他说这些夸张的造型只是因为古人把它当成了“神”,而不是三星堆祖先的真实模样。其中出土的铜像基本都是小方脸,也是典型的四川人,鼻子眼睛耳朵都是夸张的艺术处理。

至于有人把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局与埃及甚至古希腊相比较,王维认为三星堆金面局其实是一个铜面具的体系,“只是出于追求更多尊严等原因在铜面具表面贴上一层金”,这是三星堆的一个特点。

他说三星堆类似于境外使用的黄金和表面,但目前除了黄金和面具的元素外,没有直接联系。当然,“不排除以后在境外发现什么线索,到时候再讨论”。

王维在谈到三星堆青铜神树和神鸟时说,这呼应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照在太阳上的神话,“神树和神鸟大概就是这个神话的体现”。他认为,一般认为这个神话传说出现在战国时期,现在看来至少在古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也说明中国的神话体系并不都是黄河中游产生的,“应该是很多地方的神话传说的集合”。

王伟强调,中国各地区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人们之所以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奇奇怪怪”,神秘莫测,是因为b

王伟说,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3号至8号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2号坑,从现阶段出土的文物看,外观基本一致。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没有明显区别,彼此非常接近。应该是同期左右。“目前碳14的年龄测量,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

商代晚期三星堆的祖先为什么要举行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王维认为,这与他们当时的信仰有关,崇拜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祝福,避免灾难,希望保佑三星堆古蜀王国免受人类、外来和自然入侵的和平

害,祭祀活动在夏商王朝中原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中国古代文献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事情,一个是战争,要防止外敌入侵,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家园,另一个就是祭祀,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原始宗教的色彩非常浓厚,它的青铜神树、大立人、大型铜面具和神坛等很多遗物,都是跟当时的信仰和崇拜密切相关。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虽然已出土500多件器物,但7号、8号坑基刚刚要发掘到文物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年代问题,比如4号坑测年为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20年期间,但是其他坑的年代还需要通过精确测年,确定是不是同期,有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些差别和时间跨度,“当然我们认为一般也不会晚于中原地区商王朝的末期”。

  其次,这些祭祀坑相互之间是何关系,比如目前已发现2号、3号坑是两两一对、方向一致,7号、8号坑也是相连、方向一致。“这些说明什么?是不是当时有两两一对这样一个祭祀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出土那么多象牙?这表明象牙对于三星堆古蜀文明有特别意义,成都平原上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都有这个特色。“但是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显示其文明程度曾相当高,但它为什么仿佛突然消失了?“这是最大的谜。”王巍表示,三星堆遗址未发现大规模洪水痕迹,推测不是由洪水导致。他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年代紧密衔接。

  创新科技服务考古发掘研究大检阅

  王巍之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评价科技贡献时,曾形象称科技手段为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除了出土大批精美文物遗存外,众多创新科技高效应用、服务于考古遗址的现场发掘研究工作,也给担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的王巍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他说,通过显微观察、高光谱、纳米CT等新技术方法对4号坑灰烬层剖面进行观察分析,初步判断4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至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4号祭祀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3号坑部分青铜表面有纺织品残留物;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光谱、拉曼光谱、扫描电镜-能谱等现代分析方法对3号坑青铜器、4号灰烬层、5号坑器物层、6号坑木匣表面微痕信息进行成分分析,初步确定青铜器、金器成分及灰烬层包含物类型。

  此外,三星堆遗址植物考古方面通过提取200个样本,发现碳化稻、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等植物,这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正在采取红外复烧、微观形态分析与磁化率等技术手段对祭祀内的红烧土烧结温度和灰烬沉积物微形态进行研究。

  王巍归纳说,此次三星堆考古实现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协同工作、实现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具有考古发掘与保护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特点。

  理念创新方面,首次将实验考古前置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考古与文物保护信息及时展示与传播。

  技术创新方面,一是将考古发掘、环境调控与监测、信息记录、文物运载、应急保护等多种设备集成于一体;二是首次将高光谱技术运用于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特征识别;三是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考古现场文物提取保护。

  组织管理创新方面,包括组建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团队,实现管理、咨询与现场工作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王巍表示,三星堆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作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典型代表,也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起一个新标杆。

  他还特别强调,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目前的发掘研究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后续还将对新发现祭祀坑及出土器物遗存深入开展精细发掘、妥善保护、多学科对比研究,相信会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研究提供更多考古实物证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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