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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纪录片《九零后》 史上最明星云集的“演员阵容”


时间:2021-06-0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纪录电影 《九零后》 ,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

纪录片《九零后》再现了一代西南联大学生南迁云南求学、服务青春回忆的场景,5月29日在国家影院上映。这是许蓓的同名新作。2018年11月,《西南联大》在央视录音频道和腾讯视频播出。没有任何热身,口碑不断上升,豆瓣9.4分,是豆瓣2018年得分最高的纪录片之一。“心路历程务实浪漫,辛苦热闹,大师散满文章。”"有爱国主义,文人情怀,高山,人间烟火."仅在豆瓣平台上,观众就留下了近万条暖心评论。

纪录片《西南联大》可以算是《九零后》的一个陪衬片。这部电影拥有历史上最众星云集的“演员名单”: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99岁的王希季获得了两枚炸弹和一枚星章奖章;刚刚过百岁生日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得主许渊冲;101岁《西南联大》翻译家、翻译家杨毅;106岁《呼啸山庄》原作者兼作家马识途.16位“90后”国宝级大师一起“玩”,可以说是现有纪录片中独一无二的。

这些“90后”老人在影片中向观众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回顾他们在母校的求学时光,直接生动地还原了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原貌。对他们来说,西南联大不是一部尘封的历史,而是青春的新鲜回忆。不幸的是,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有三个题材死亡,这部电影的“拯救”拍摄也给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绝版影像。

通过这些见证人的口述,西南联大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变得真实而理智:艰难而残酷,浪漫而肆意,迷人而壮丽。它与当代青年和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联系在一起,引导观众重新找到“我们为什么学习”的意义,思考人生的价值,探索教育的本质。

成都商报-红星记者张世豪

校园

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任志刚在《让子弹飞》中写道:“这个大学在昆明成立的时候,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有了临时住处,要么借,要么租。一旦有了土地,就会建造许多茅草屋作为教室、宿舍和办公室。”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租用昆明龙源村家辉大院作为清华教授宿舍。因为房子原本是两层的谷仓,地板缝特别大,外国语教授吴大元的大女儿吴回忆说,任阿姨(任志红夫人)每次扫地都会在楼上喊:“吴夫人,把你的东西都盖上!”她一扫地,灰就会喊到楼下吴大元家。

计算机系教授华在自述文件中提到:“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在昆明城外20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一家人住在两栋小楼里。吃饭睡觉学习做研究。晚上,一登就像一颗豆子。所谓灯,就是破烟盒。放个油灯在上面,挑些碎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一些油,核心被扭小了……”

那几天,有几箱书和学生一起来到昆明。好在有了这些书,有了西南联大图书馆,无数大师通宵看书。书在昆明开箱时,有人创作了《一个华裔科学家的回忆录》:“杜甫和陆游在箱子里,他们陪我们再次逃离荒野。”联合国大学的学生回忆说:“晚上,教室里没有电灯,宿舍的电灯太暗,自学成了大问题。于是我去图书馆抢座位抢书,成了我们晚上的‘双抢任务’。”

宿舍

在潘吉銮(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科院院士,焊接工程专家)的记忆中,“教室是铁板房,干墙,木格方窗,上面没有玻璃,是糊竹纸。”

当张(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第一次来报名时,学校的条件让他大吃一惊。“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学生的书桌和椅子是一回事,就是一条羊腿椅子。椅子原来是一条羊腿。羊腿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比我中学差多了。”

在学生宿舍里,王希季(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科院院士、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用四个字概括:小、挤、脏、乱。

潘季鸾回忆说:“学生宿舍是茅草屋,一间茅草屋住着40个人。二十张双人床、双层床和一对两张床,是一个隔间。但中间空间很小,那么宽,能上床就完事了。”他用手划了不超过半米的距离。

学生们最头疼的是臭虫。挂窗帘没用。窗帘里长虫子。臭虫藏在床和木床关节里。它们晚上出来咬人。王希季回忆说,“这个虫子,一开始我睡不着,浑身发痒。然后咬了你之后,你捏死它,它就全是血。慢慢的,反正你咬你,我跟我睡,我就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刘(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翻译,《开箱歌》翻译)回忆说:“被捏了之后,就能闻到了。然后我们拿了一个玻璃瓶,抓住虫子放在瓶子里,它还是有宝宝在里面。”

生活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学生们仍然埋头学习,绅士们仍然在努力学习。

物理系的先生们想尽办法补贴家用。赵忠尧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正负电子湮灭辐射的物理学家。他在家做肥皂卖;每天早上不到5点,周培源老师就要起床,刷刷喂马,光着脚去滇池挑水。他在昆明写了《人类的故事》,这是国际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工作

;吴大猷先生提着菜篮和秤进教室,将它们放在黑板下面,等下了课,再到市场买菜回家,他还买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大了卖掉变些钱。

  经济窘迫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靠给他人治印挣钱,最初的篆刻标价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章一枚可支撑一家人好几天伙食。

  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她们就一边谈着克里斯丁娜·罗赛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的咬胡萝卜。

  当时学生吃的饭被称作“八宝饭”,政治系学生李忠回忆,“它呢是红米,里面有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有一个技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这样)可以吃一碗半,要不然等你吃完,第二碗就没了。”

  女同学是“抢”不过男同学的,杨苡(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诗人,《呼啸山庄》译者)说,他们的搪瓷碗摔不坏,于是男同学把碗远远的像扔飞镖似的,扔过去添饭。吃完前半碗,再呜的扔过去添下一碗。

  师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最叫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为了听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他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胡邦定(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回忆,“闻一多出了一个题目,唐朝的名诗人李贺,大家写一个读书笔记,汪曾祺就为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个。其中有一个锦句就是说,别人的画是画在白纸上,李贺的诗画在黑纸上,所以特别浓烈,特别强。闻一多大为欣赏,说这写得真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底下大家就笑了,都知道这就是汪曾祺写的。”

  历史学系陈寅恪先生上课一丝不苟,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先生即开始讲述,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对面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他的课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朱光亚自述,“那时候,吴大猷先生的夫人病得很重。他一面照顾夫人,一面给我们讲课。我们常到他家里去听课。我是穷学生,吴先生知道,因此常常留我吃饭。有时候师母要去医院看病,昆明郊区连黄包车都没有,都是我一路背着去。那个时候,我们师生就像一家人。”

  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分别给他们的先生写信:

  大猷师:

  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告诉您的,而今天是一个特别恰当的时刻。 生 振宁

  大猷师尊鉴:

  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一九)四六年没有能留学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有这几年一类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 生 政道

  爱情

  “我是1937年中学毕业的,保送南开大学,那里就有我的毕业照。照完了相大概第二天,就知道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作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大一新生,杨苡无书可念了。几个月后,她得知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于是决定乘船离开天津。她和大多数联大学子一样,取道香港经水路前往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最终抵达昆明。80多年过去了,杨苡响亮地报出了自己的学号,“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大二时,杨苡在学生社团“高原文艺社”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结识了外文系大四学长赵瑞蕻。很多人都奇怪,她跟赵瑞蕻怎么恋爱的。“他们那天欢迎新会员的会,开始说他来,可是又迟到了,他们就说赵瑞蕻向来是不守时刻的,所以也就特别注意。而且他进门,因为他是外文系的,他就说excuse me(抱歉),sorry sorry(对不起),所以我们觉得这人也真滑稽。”

  两年后,他们结为终身伴侣,“这种love at first sight(一见钟情),不可能的,对谁也不会。我是纯北方人,他是温州人,他胆子比较小,怎么说呢,善良。他的追法跟人家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写诗的,其实我也是写诗的,他的诗跟我的风格也不一样。我不喜欢夸张,他说话都夸张,他所受的教育跟我也不一样。”

  轰炸

  战火烧到联大,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里写道,“我和杨苡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四周静悄悄地,天蓝得使人感动。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识,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多么可怕!”

  杨苡回忆,“所谓‘跑警报’,就因为我们得出城门。如果遇得到战壕,跳下去好了。联大的学生总是拿着书。”

  先生们跟学生们一起跑。疏散的人流中,哲学心理学系金岳霖先生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历史学系傅斯年先生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先生,社会学系费孝通先生则牵着身怀六甲、行动不便的妻子……

  学生纷纷报名参军,有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有人教书救国、读书报国。

  马识途(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作家)曾想“做炸弹抗日”,他当时的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就是学化工,研究炸药和日本人打仗。“在我当鄂西特委书记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我们党组织。后来南方局说你要去长期埋伏,准备要你埋伏五年。怎么办呢,只有到云南去好一点。我原来在南京上过中央大学的,所以说我到昆明去上西南联大,考起来我觉得还是有把握的。”

  1941年,26岁的马识途以“马千禾”之名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得到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唐兰等名家的教诲,受到文学创作、文字训诂的科班训练。在西南联大,他一面学习,一面参与地下党工作,担任了联大党支部书记。

  至1946年7月,西南联大结束抗战使命,北返平津。办学八载,弦歌不辍,西南联大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与传奇。西南联大是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为抗敌期间保存优良师资,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合作无间,一时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据纪录剧集《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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