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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斌:有一把新的“钥匙”解开古蜀文明之谜


时间:2021-06-0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李明斌:解开古蜀文明之谜 有了新“钥匙”

正文/李明斌(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三星堆上海大学考古工作负责人、成都博物馆原馆长)

三星堆,一个普通的地名,是成都平原的一个潘麟村;三星堆是中国长江上游著名的考古遗址,在世界上引起了无数的想象空间。

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遗址区北部的颜佳场发现玉坑以来,三星堆不再只是成都平原的一个地名,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网络名人”的地方,在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动下,通过考古发现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搜索引擎只要输入“三星堆”这个词,马上就会弹出大量相关图片和文章。

也许是巧合,从1994年四川大学毕业到2019年,我在成都工作了25年,无论是从研究兴趣还是工作需要,我都没有中断过与四川考古“圣地”三星堆——的接触。

2019年在上海大学就职后,我经常思考如何在长江头和长江尾的早期文明之间建立某种联系。2021年元旦后,三星堆新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为了进行更科学的发掘,最大限度地保存和提取文物信息,发掘主持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了国内数十所高校、研究机构和考古文化机构参与这一轮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考古探索。

根据协议,我所在的上海大学成立了工作组,陆续派出精英部队参与考古发掘、遗址文物提取和应急保护。这次被任命为上海大学三星堆考古组长,专注于二舱三号祭祀坑的考古工作,春节前后工作了20多天。除开除夕前后的四五天,整个春节假期几乎都“泡”在三星堆。

在三星堆冬季发掘期间,我利用间隙多次参观三星堆城址内外的主要遗址:城西、颜佳场、月亮湾、管青山、仓宝堡、真武宫、西泉坎、三星堆(祭祀区、居民区)等熟悉的遗址,对遗址的地貌和形状有了新的认识。

正是有了相对集中和专注的时间,才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和环境进行专业思考。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将从我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的过程。

考古界新型武器——考古发掘舱

根据祭祀坑的数量和相对位置分布,在一个南北近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内,建造了4座“连体”玻璃房,取名为“考古发掘小屋”。四次考古发掘完全覆盖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对应四个发掘单位。空间相对独立,由可开启的滑动门连接,体现了分离整合、互通有无的工作理念。

由于空间和管理相对隔离封闭,挖掘者要穿连体防护服进出挖掘小屋,这个小屋的考古是年轻人实现考古梦想的绝佳场所,所以我称之为“考古梦工厂”。

考古挖掘仓内有纵横桁架,或根据工作面的大小和空间的开阔程度,安装小型升降挖掘平台,平台底板开40 cm视野,盖住操作口,便于非接触式清理;屋内还有独立的空调系统,保证室内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湿度,便于提取和保护易碎的文物,如象牙和可能的丝绸、纺织品、漆木等。同时,两层物理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另一层全天候的挖掘和坐

考古发掘的出现无疑是考古领域的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国内很多考古机构来这里交流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伟指出,三星堆祭祀区的现场发掘技术和设备代表了21世纪世界考古的最高水平。

此举的创新体现了四川考古学家的逆向科学思维。以往空间内的文物都是移动的,考古实验室不移动,考古实验室倒着移到发掘现场,而出土文物的原状尽量少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的原状和信息的真实性。只有这样,经过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哑巴文物才会更有说服力,更接近历史真相。

考古大棚东北侧有一个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综合平台,约150平方米,呈弧形布局: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文物应急保护室、无机文物应急保护室、遗迹物应急保护室、文物保护工作室、考古工作室等。内置各种仪器设备。这种推进保护环节的理念和做法,与考古发掘小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掘保护体系。

联合国在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具有学术优势的重点机构或机构,开展考古发掘联合研究、出土文物多学科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等。致力于建立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多学科深度融合与整合体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模式逐步形成。

“凌空漫步”式器物清理法

硬件配置到位后,决定工作成效的是考古学家的智慧。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有一个层级明确、分工明确的现场指挥管理系统。一般来说可以表述为:船舱船长,负责船舱考古发掘、信息记录、文物提取、标本取样的具体实施,并负责根据发掘进度和现场情况及时拟定发掘工作计划,提交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组长审核, 然后在专家会议门诊通过线下会议或视频会议提交给专门指定的首席顾问或首席专家审批,由四川省进行。

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人确认、签发后,即开始实施。据了解,专业会诊会议周期一般两周左右一次。

  根据已清理至器物层的祭祀坑发掘经验,为避免发掘人员下坑后反复踩踏可能导致未露头器物受损的情况,尤其是越接近器物层和脆弱质文物时,经会诊和尝试,整个发掘现场迅速采用了一种“凌空漫步”式、非接触的器物清理方法。

  所谓“凌空漫步”式发掘,即从舱内桁架或龙门吊横梁向下,在舱内加装可平移和升降的清理平台,发掘者或坐或跪或匍匐,实施器物的清理。为确保发掘工作的精细和精准,发掘者头上更是套箍了一小型射灯,对准器物,一点一点去掉覆盖在器物上湿漉漉的粘土,着实十分吃力和缓慢,真可谓拿出了绣花的功夫,于灯光晃影中,在狭窄的祭祀坑里探寻先民留下的“蛛丝马迹”。

  之所以粘土是湿的,除了地下湿度外,更多的是人为干预所致。目的是为了防止坑内填土长时间暴露,水分流失,填土干裂,自然张力顺着裂缝拉断填土里的器物。在舱外的考古大棚罩着的祭祀区地表,会时常看到架设的喷雾器在工作,舱内也时不时有工作人员用喷壶在坑内保湿作业。通过喷雾加湿,环境湿度可有效控制在80%左右。

  器物坑里“跳芭蕾”

  本发掘季工作以一场高端的文保专家会诊会迅速推向高点。

  针对祭祀区现场清理出越来越多象牙的情况,文物现场保护的重要参加单位荆州文保中心研究馆员吴顺清先生(本次祭祀区发掘文保首席专家)和四川文物保护领域的资深专家马家郁先生(本次祭祀区发掘文保首席顾问)等,重点就三、四号坑的发掘方法和文物提取等关键问题,与发掘舱负责人在会诊室专题讨论。

  面对远程大屏幕显示的可放大若干倍的、对准坑内文物的8K高清画质,基本上可以说是“明察秋毫”,充分彰显了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现场判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同时,有效地避免了舱内人员聚集对舱内环境可能带来的干扰和影响。会诊明确,三号坑水平发掘完本层10厘米层后,调整发掘方式,随着器物外形直接清理周边填土,充分显露器物轮廓和细节。四号坑持续对象牙层核对细节和绘制线图。

  此时露头器物最多、类别最丰富的三号坑,明显加快了最讲究细节的清理进度。与此同时,由于器物的不断出现和逐渐连成一片,坑内可站人的地方越来越少、面积越来越小,有的小区域不得不跪在一小块泡沫垫子上清理,找边,最大化清出器物的轮廓和细部,同时一袋一袋往外装土,递土,十分消耗体力,真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器物坑里“跳芭蕾”。

  一通紧张而有序的忙碌,三号坑坑口下大约1.7米的层面,出现了颇有当年二号坑器物的“盛况”:青铜和象牙两类器物,密集而有叠压,又似乎有分组地分布着。由北向南,最北端有圆口青铜尊、罍和方口尊,能辨出至少5件;东南紧临则是一根象牙半压着一青铜头像;再南,坑的中部约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20余根象牙和青铜大面具(正面朝下,两耳横向间距超1米宽)、罍、带花蕾的神树树干以及极有可能是新器型的手型(爪型,上卷)坛形器交错叠压,而张力感十足的象牙弧线和“象牙交错”堆积,有效地扩张、延展了“画面”效果,整个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最让人惊喜的是,在坑的西南部,一件“新组装”的青铜尊东西横陈,器物被击破,肩部有一牛角、虎首衔环、龙身、卷尾组合动物造型,头部朝器物下方。而罕见的平板器底东侧大约3厘米之隔,一双左手(在外)压右手(在内),东向作行礼状的“拱手”,手指纤细窄长,指甲刻画十分逼真,在亮绿的青铜氧化色下,格外招人眼球。整体造型和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立人手型迥异,或为三星堆手崇拜的另一形制。“拱手”和“新组装”青铜尊间是否是一体的?有待下一步清理的证实或证误。

  到3月直播前夕,三号坑第一层器物上填土全部清理完毕,器物计:象牙127根、青铜器109件、玉石8件。极具科幻感的高精度扫描随即展开。截至3月上旬,不完全统计,首先发掘的四号坑共计400余件出土文物,还不包涵大量的象牙和象牙器,真正“不负众望”。

  6号坑的匣子里有啥秘密?

  发掘在深入,问题或待解之谜不断在会诊室被提及、被假设:

  填土中能否发现夯窝或脚印?正在发掘的坑是否是第一“事发现场”?祭祀行为是否有特定的方向讲究?如有,如何在现场甄别出来?发掘现场的关注焦点是否可适当拓宽?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的缺失件,如2号坑发现的、至今尚未正式公开展示的3号青铜神树缺失件,会否在本次新发现的祭祀坑(紧邻的3号坑)里找到?是否会发现文字?记录文字的载体是什么?6号坑的木匣子里有啥惊天秘密……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祭祀区是否就只有目前发现的8个坑?据悉,根据对城址和祭祀区空间格局的分析,结合上年度钻探情况,四川的考古者继续聚焦关键区域,拟对祭祀区所在的马牧河以南区域,重点是现考古大棚东北部(袁家院子)至三星堆城墙以南范围展开系统、精准的考古勘探。这无疑是十分让人期待的。

  随着古蜀文明研究逐渐热络,刊发论文早已突破地理四川范围。

  四川大学已故童恩正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文学领域都成就斐然。在1986年祭祀坑发现不久,童恩正教授曾写道:“最近四川广汉殷周之际蜀文化遗址中大量青铜像、青铜面具、神兽、神树和黄金面具、金杖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更是向我们揭开了另一个古文化中心深垂的帷幕的一角。”

  三星堆祭祀坑的新发现,再次实证了中华文明组成的多样性。当我们换个思路看中华文明的组成时,我们会更加惊喜地发现,亘古以来延绵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物质呈现,都远远超乎我们原有的想象力和知识体系。

  我有理由相信,解开古蜀文明之谜已经又有了新的“钥匙”,可能这“钥匙”不是一把,而是一串。

  考/古/絮/语

  一

  考古能发现什么让人着迷,发现了器物如何提取和保护更让人神伤。

  随着时间推移,发掘现场对文物保护人员的专业需求超乎想象,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器物露头,相关提取和应急保护可以说是被迫紧张跟上。曾有现场保护人员告诉我,真心希望坑一个一个地挖,而不是现在6个坑同时发掘,因为现场文保人员和技术力量略显捉襟见肘。但发掘计划已经确定,聚集各方力量加盟成为必然选项。

  文保人员的持续充实和相对固定,工作延续性的逐渐强化,按技术工种的分组推动,标本送检、试验和现场保护同步实施,是祭祀区文保工作的常态。

  二

  发掘间隙,三星堆博物馆同仁邀请我列席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规划务虚会。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上世纪40年代,因营造学社梁思成等拍摄了近千张、当时整体情况留存良好的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照片,近年来被研究者和文化传播者称为“影子之城”。此前,有关各方曾联合在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同名临展,公众反响良好。

  2020年9月,三星堆遗址作为全国唯一一处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单位的大遗址,委实体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提出了极高标准的规划要求。

  有着三千多年久远而璀璨历史的三星堆遗址,透过今人贯通古今、放眼中外的规划和实施,将努力达到从“影子之城”到“未来之城”的引领发展目标,实为文化遗产活化与活态发展的创意金点子。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如许多考古发现,这次发掘也将铭记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历史中。”

  可以说,这次发掘开启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研究新篇章。

  成都一位十余年来成功跨界于博物馆界和艺术界的人士写道: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将带给我们怎样震惊世界的发现?

  四

  虽说考古永远还有未知,永远还有惊喜,但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原则,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新实践。

  重器终得重现。然而,地下还有多少尘封的秘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如何生动再现,值得期待。

  五

  从隆冬到新春,朝夕相处,上海大学现场团队,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团队建立起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一院三大”的一群80后、90后考古后生的优异表现,被媒体昵称为“考古新青年”,倒也十分贴切。我相信,不久的未来,随着此次因三星堆新发现的汇聚与扩散,三星堆之谜会在他们手里被不断破译,更多的正解会经由他们传递给更多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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