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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科学》论文53位作者,如何署名?


时间:2022-06-15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本报记者赵广利

2003年,中国广东突然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那一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南方中心)执行主任的赵国平,为了打开SARS冠状病毒发病初期变异和进化的“黑匣子”,找出SARS病毒感染规律,组织了一次由15个单位53名研究人员参与的科研协作。

这是一场科学家与SARS病毒的群体战。

但这一重大科研项目自始至终没有在国家或地方层面立项,完全是科研使命驱动。——就“名分”而言,没有正式任命项目参与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协作产生的论文签名充分体现了对每一位参与者的尊重和认可,彰显了“科研水平一流,论文排名第二”的科研协作精神。

“一流科研,第二签名”科研协作

研究论文—— 《中国流行期间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以“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学协作组”的名义于2004年1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科学》在线发表。

“按照《科学》的约定,作者的名字也应该算字数。”赵国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我们有很多名字,所以我们采用了联合签名方案。”

记者发现,数十位作者的名字和单位以较小的字体贴在了文章首页的底部。

不过,即便是这样处理,赵国平等人对论文投稿人的署名也有着精心而恰当的设计:既要体现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主导作用,又要明确参与作者的贡献和责任。

赵国平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他们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将作者分为五组:流行病学组、病毒学组、(测序和)分子生物学组、数据分析(和文章写作)组、香港中文大学组。各组的主要执行人(有的组有多个同等投稿人)为共同第一作者,各组的主要负责人为对应的通讯作者。

“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在单组?他们贡献了SARS从测序到背后流行病学信息的一个传播链中的全部分子流行病学信息——。”赵国平补充道。

作为项目负责人,赵国平对论文负有最大的责任,因此他的名字被标注为——“总体工作通讯作者”。

赵国平告诉《中国科学报》,南方中心成立以来,创始主任诸宸就提出了一个合作原则,“科研水平一流,论文第二”。因此,由他领导的上述协作组在《科学》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南方中心并不是第一个完成的单位。

“很长一段时间,南方中心是靠和人合作‘活’下来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强调过一定要第一个单位。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断了。”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节操——。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现在做点正常的事却成了一种节操。”赵国平苦笑了一下。“这正常吗?”

论文的所有作者都是论文的“负责人”。

对于论文署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赵国平告诉记者,科学界已有共识,学术期刊也有惯例可循。

而中国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进入世界现代科研论文发表平台时间短,发展快,社会关注度高。但研究者(即作者)和科研管理机构(评价体系)对它的认识还处于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一般来说,这个规范很明确:署名的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应该是论文中数据形成的主要贡献者。有时,我们会让它变得简单,至少为这篇论文贡献一张图片或表格。”赵国平说,“我研究生导师的规定是,第一作者必须写完论文初稿。如果有共同的第一作者,起草论文的第一作者往往成为所谓的‘第一第一作者’;当然这里有各种情况,一般都是通讯员和第一作者同意的。”

赵国平认为记者应该对报纸负全部责任。如果读者有任何问题,他们应该打电话给记者。

t-L isIntable ">赵国屏说,“至于除了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之外的作者,都应该对论文形成有所贡献,但对贡献大小、多少以及何种性质的判定,只有作者群体才最有发言权。”

他介绍,所以很多杂志在接收投稿时,都会询问每个作者是否“知情”;也就是说,此时如果任何一位作者对于论文(包括作者)有不同意见,可以马上提出。

对于出资人(譬如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成为作者的问题,赵国屏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仅仅是出资,那么论文中自有“致谢”部分可以体现出资的贡献,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列入作者。“但是,如果这项研究的起因或内涵是与这位企业家的产品相关的科学问题,他又提供了研究的材料及相关信息……那么,所有作者认为这些贡献对于研究工作足够重要,同意将其列为作者之一,这也不是问题。”

“当然,参与论文署名的人责权相当——除了享受荣誉和光环,还要对文章负责。而且,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所负责任更大。”他说。

另外,在署名规范方面,杂志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有些生命医学方面的杂志会要求对各个作者所作贡献作出简要注释,“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一正一反两个例子

赵国屏提出,在论文作者之外需要操心论文署名的,是那些要通过论文署名评价某位作者的人。“评判者要打起精神来,真正了解这位对象对论文的具体贡献,并由此决定自己的选择。具体说来,成为共同第一作者的原因有很多,其专长甚至能力不见得符合评判者的要求;而有的人即便在论文署名中没有很好的位次,也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

赵国屏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此类生动的案例。

有一次,一位应试“生物信息学”的学生列出了署名其为共同第一作者、在某知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评委们自然对其刮目相看。赵国屏问了他一些分析中的具体方法问题,但对他是否真正理解并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不得而知。

赵国屏于是向他的导师打听,知道他的确是比较认真地跟着“第一第一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生物信息学能力还是有限。赵国屏最终没有录取这位学生。

还有一个恰好相反的例子。

在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有一位在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建设方面有多年积累的工程技术性质的副研究员,如果按照“只认第一作者”等评价标准,他可能至今都评不上研究员。

但该研究所在生物大数据的基础性工作方面,正缺少这样的“领军人才”。2016年,通过向所学术委员会展示他在数据基础性工作方面的能力,此人终于成功“转正”;此后,在大数据工作中,他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太不容易了。”赵国屏感慨,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论文和论文署名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客观评价标准。

但是,作为评价者或判断者,有责任想清楚“你要招进什么人”“你能从论文署名中发现他有哪些能力”;而“三认三不认”(所谓三认,即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所谓三不认,即不认非第一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单位、不认非通讯作者,笔者注)是评价者极其懒惰的表现。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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