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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如何进入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


时间:2022-06-17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美]罗福云著,相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定价:95元

郑渝川

中国有自己的卫生习惯,并不是20世纪初精英们所描述的都来自西方。

美国汉学家、范德堡大学副教授罗福云所著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一书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真正产生于西方——18世纪的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其核心特征是通过国家支持的卫生监督、公共事务和医疗机构建立一个洁净的公共空间,依靠组织和秩序隔离传染病的传播,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当然,这个判断也容易引起争议。研究地中海沿岸地区历史的学者此前多次指出,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因为海上贸易的繁荣,贸易和客流的频繁,所以频繁受到传染病的威胁。为此,这些城市建立了防疫体系。比如规定海外贸易商船进港后必须在指定区域卸货,人员在指定地点隔离。

之所以强调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起源于西方,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的殖民时代,殖民者把天花和梅毒带到了美洲土著,导致了后一个群体的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从非洲掠夺黑奴,以保证美国种植园的劳动力需求。

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许多殖民地都患有严重的传染病。这迫使殖民者为了保证自身的健康和安全,不得不致力于从科学和管理方面寻找传染病滋生和传播的途径。

正因为如此,西方诞生的公共卫生,一开始难免带着欧洲(以及北美)文明的优越感傲慢自大,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医学传统都沦为巫术和糟粕。很多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包括20世纪初的中国,在引进西方公共卫生理念时,都否定了本土医学、哲学和生活方式的价值。

罗福云在书中强调,清朝中叶以前,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全方位领先优势,包括传统医学及其价值体系的影响。

作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方卫生是一种广泛的保健行为,包括预防、锻炼、饮食和休息等。西方的“卫生”除了治病,实际上大大缩小了范围,只限于治病,甚至不包括预防。

“卫生”这个词来自《庄子》。《老子》,《庄子》等道教经典都阐述了长寿养生之道。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医学文献表明,汉代贵族对养生防病、追求长生不老非常感兴趣。从《论语》的原文到朱的注释,不难发现儒家的中庸思想包含了对生命欲望的克制,从而实现了“生”。

本书重点讲述了西方公共卫生传入天津、上海等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过程。

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的天津,中国居民普遍延续了他们一贯的养生方式,——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也是药材市场的中心。此后,东北和蒙古出产的人参、鹿茸被大量运往各地。当时,天津居民还信仰天后宫、王耀庙等地方神灵。富商也捐建了一些好的教堂,这些教堂提供了诸如照顾老幼、帮助重病患者、埋葬无家可归者的尸体和祈祷宗教祝福等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山塘还为天津居民提供疫苗接种服务,以减少天花的威胁。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相继成为通商口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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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中期,英法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激战,不仅伤亡惨重,还因卫生服务不足导致霍乱、痢疾、发烧席卷军营。正是护理的创始人南丁格尔揭露了英国军队缺乏卫生服务的巨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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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军队配备了更为完善的医疗保障,尤其是经过了医学专科院校培训的军医。

这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传入中国(具体来说是天津)的开端。在军医的指导下,英法占领军在天津推广了欧式的卫生管理措施,包括清理下水道、改善供水系统、及时处理死尸,还建立了主要面向英法军人、侨民,同时服务中国居民的医院。

可以看出,现代公共卫生的发展进程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缺乏卫生现代性的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传染病的扩散效应主要取决于居住密度,也就是细菌和病毒可能获得的扩散便捷性,这归根结底是社会阶级问题,不是文明发展的优越性问题;第二,19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本土推行的、带有现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其实也曾遭遇公众抵制。这些国家在其殖民地进行的管理,可以无视殖民地居民的不满,将科学计算的防疫逻辑扩散到极致。

之后,尽管英法军队撤离、战时医院也被撤除,但当时所说的西医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扎根。

1862年,始于1861年印度的霍乱疫情传入中国,先是到达香港,然后是南京附近,再经大运河抵达天津。欧洲观察者估计每天天津死于霍乱的人高达400人,过程持续了一个月。

为了抑制霍乱疫情,天津的中医和西医“各显神通”。本书中谈到,中医援引张仲景《伤寒论》的观点,主要从阴阳失衡来处理染病患者。

而在中国的英国医生则是用含盐的泻药治疗霍乱病人,并建议病人早晚用较热的水进行坐浴。

作者指出,当时的西医其实原理上与现代医学仍相去甚远,是希望将温暖引入被寒冷攻击的人体系统。

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医和西医对克制霍乱疫情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都很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卫生管理措施,比如保障饮用水的洁净、对受污染水体以及患者排泄物进行消毒。

在此之后,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译著书籍的销售网络,大量引进和推广了西方的科学书籍。他还引进了公共卫生知识,尤其是在政府主持下兴办卫生监督、公共事务、专业医疗机构。上述著作经过梁启超、郑观应等人的推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主持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市卫生局。日本和德国模式对于中国当时的卫生现代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的天津,还建立了专门的卫生警察,而后开始效仿英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自来水公司。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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