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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经济增长差距要求政策“不要急转直下”


时间:2021-06-01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原标题:潜在的经济增长差距要求政策“不能急转直下”

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即使考虑到疫情影响下2020年低基数的影响,2021年和2020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率达到5%。4月,中国经济继续改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面对经济增长的迅速恢复,有人认为应加快宏观经济政策,以恢复正常化。但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复苏不平衡,基础不稳”,并进一步强调“宏观政策要持续、稳定、可持续,不能急转弯”。笔者认为,宏观政策的“不急转弯”取向非常重要。当前,宏观政策不仅要急转直下,还要适度加大政策力度,坚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调控理念,使经济在复苏中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

遵循现有理论或导致对经济形势的误判

目前,认为宏观政策需要收紧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有三个支撑原因。

一是产出缺口由负转正,需要改变宏观政策。产出缺口是现有理论中判断宏观政策是否需要转向的重要指标。负产出缺口表明宏观政策需要扩大,而宏观政策需要收紧。根据《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1》的计算,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产出缺口为负,扩大到-12.8%。但2020年第四季度产出缺口由负转正,2021年第一季度产出缺口继续为正。

其次,通胀加剧,需要收紧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通货膨胀水平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约束。现有理论认为,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确保稳定的价格水平。自2021年以来,由于全球大宗商品等因素的快速上涨,中国的PPI和CPI明显上升。前四个月PPI同比平均增长3.3%,其中4月份同比增长达到6.8%;虽然CPI同比增幅明显低于2020年同期,但主要是由低涨幅造成的,新的物价上涨因素与2020年同期基本一致,CPI同比增幅也呈现逐月上升的趋势。因此,一些学者担心通胀风险会增加,认为需要应对宏观政策。

第三,资产泡沫的风险增加了,需要收紧宏观政策来防止泡沫。近年来,由于中国实体行业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从现实到空洞”的趋势严重,存在资产泡沫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政策释放的许多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获利或在金融市场闲置,容易加剧资产泡沫的风险。因此,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成为宏观政策的另一个制约因素。2021年以来,资产泡沫风险加剧,尤其是一线城市。3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2%,二手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4%。于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度关注房价,不仅再次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还首次提出“防止以学区房名义炒房价”。资产泡沫风险的加剧也成为支持宏观政策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上述三个原因遵循了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过去几年按照上述理论制定的宏观政策往往呈现出政策力度不足的局面,难以为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足够的支持。基于政策反周期调整的视角,对2017年以来的《宏观政策评价报告》年进行综合评价后发现,虽然宏观政策力度尚可,但与最优水平仍有差距。这也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19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20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2021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数据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复苏不平衡,基础不稳”。

宏观政策要适度加强,不能急转直下

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主要关注短期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而忽略了长期潜在增长缺口。潜在增长缺口是指潜在增长率偏离其长期合理水平。潜在增长率的长期合理水平是一个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可以灵活调整时的最优潜在增长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如果潜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较大变化或持续下降,则意味着存在负的潜在增长缺口。作者与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长缺口,以确保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现实

现最优增长路径。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面临潜在增速缺口为负的局面,宏观政策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导致政策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1》测算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的潜在增速开始出现较快下滑的现象,1979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高达10%,2011年至2020年潜在增速均值下降至7.2%,其中,“十三五”时期均值为6.3%。进一步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速缺口一直为负,“十二五”时期为-0.2%,“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扩大至-0.4%,2021年的潜在增速缺口预计在-0.2%左右。因此,虽然当前不存在负的产出缺口,但是潜在增速缺口仍然为负。在此局面下,宏观政策的制定如果忽视负的潜在增速缺口,仅依据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进行判断,就很容易导致宏观政策力度不足。

事实上,潜在增速缺口为负的局面也可以从一些其他关键性指标反映出来。一是,相比于PPI和CPI等价格指标的大幅波动,核心CPI持续处于偏低水平。由于核心CPI剔除了容易受到季节性与随机性因素冲击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能更好地从价格总水平方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2021年1-4月,核心CPI的同比涨幅仅为0.2%,比2020年同期下降了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由此表明,经济不仅不存在明显的通胀风险,反而经济下行压力还有所加大。二是,相比于生产端的较快增长,消费与投资需求仍较为疲软。2021年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2%、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9%,不仅显著低于GDP增速,而且更显著低于工业与服务业两年平均6%以上的增速。此外,扣除价格因素之外的消费实际增速与投资实际增速(尤其是非房地产投资增速)更是远低于工业生产增速。因此,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可忽视,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的判断十分准确,宏观政策仍然需要一定力度,更不能急转弯。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可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且适度加大力度,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基础,但在资金存在“脱实向虚”倾向并且政策传导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政策力度的加大确实容易加剧资产泡沫化风险,并且推高宏观杠杆率。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宏观政策需要秉持“三策合一”的新调控理念,将稳定政策(货币、财政与宏观审慎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有机融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打破经济下行压力与资产泡沫化风险并存的复杂情境。

首先,增长政策与稳定政策加强协调,可以有效缓解资金“脱实向虚”倾向,降低资产泡沫化风险,从而为稳定政策加大力度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当前,中国的资产泡沫化风险本质上是由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滑所致,属于衰退式泡沫,因而单靠宏观审慎政策难以取得较为理想的调控效果。增长政策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为主要抓手,既深挖资本和劳动等“老动力”,又增强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等“新动力”,可以有效提高资本回报率,改善资金“脱实向虚”倾向。这会减轻资产泡沫化风险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约束,使稳定政策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其次,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加强协调,可以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中国长期在收入分配结构、总需求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显著阻碍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这导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有效打通,传导效率不高,从而既不利于实现经济稳定也容易加剧金融风险。结构政策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等为核心抓手,能够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综上所述,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现宏观政策的“三策合一”,是使中国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的关键举措,可以有效破解经济下行压力与资产泡沫化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在有效防范资产泡沫化风险的情况下,确实有必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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